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中的政治权力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摘要：玉门油矿的开发堪称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建设中最重要的工程，为增强中国抗战实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以往相关研究著述中，对当时握有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蒋介石在玉门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却极少涉及。本文依据蒋介石日记及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从开发的决策、运输困难的解决、资金的增拨等多方面，梳理分析了蒋介石在其中所发挥的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认为，最高政治权力的介入和支持，是玉门油矿开发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正是国民党政权的低效与腐败，大大增加了玉门开发建设的成本和抗战的困难，而对这一切负有最大责任的恰恰又是蒋介石本人。
关键词：抗日战争 玉门油矿 蒋介石 翁文灏 政治权力
甘肃玉门油矿的开发，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业建设中最重要的工程，为增强中国抗战实力、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玉门油矿既是后方工业建设中最重要的工程，也是当时投资最大的项目，很多人对开发玉门抱有极大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认为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即使能生产出石油也很难在抗战期间发挥实际效益。然而，众多爱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与管理人员、石油工人，不畏艰巨，埋头苦干，克服戈壁荒漠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以及1941年井喷大火和1942年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在很短的时期内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西北荒漠上建设起中国第一座石油工业城。1939年到1945年间，实现钻井61口，生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为支撑战时运输、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以往相关研究著述中，对翁文灏、孙越崎、钱昌照等资源委员会领导层，以及孙健初等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和石油工人在玉门油矿开发建设过程中的贡献多有述及，但是对战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却极少涉及。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史料，从最高政治权力与玉门油矿开发的视角做一初步考察与分析，冀于历史全貌有补于万一。
一 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及其铁路交通线大多沦陷，战区及后方的运输只得仰赖公路汽车；而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又几乎断绝了进口“洋油”的渠道，“油荒”现象日益严重，当时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甘肃玉门油矿的开发是“抗战与建国并举”最成功的案例，不仅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大后方公路运输“油荒”的困境，还培养出从地质勘探、采油冶炼到经营管理一整套专业人才队伍，为以后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中，地质学家出身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最为关键的人物，已为史家公认。而对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蒋介石在其中的作用则鲜有关注，事实上，蒋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中所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至为关键。首先，蒋介石从始至终都是开发玉门油矿的最后决策者。
翁文灏是最早关注石油地质调查与工业开发的中国地质学家。早在1922年调查甘肃大地震时，他即派同行的学生谢家荣前往玉门，对当地石油矿苗进行过调查。1932年7月，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又指派谢家荣、王竹泉率队前往陕北考察石油地质。当年11月，南京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开始着手对日备战工作，时任该会秘书长的翁文灏主持制定了《煤铁石油调查研究计划》，提出“整理四川石油矿调查材料，调查陕北油田地质，化验国内各处石油成分”等具体工作计划。不久，该会专门成立了孙越崎任处长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陕北延长、永平等地开展地质调查和勘探，试探试采。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之际，地质学家孙健初正奉翁文灏派遣，与美国专家一起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石油地质考察。
1938年4月19日，刚刚出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听取了孙健初和韦勒（J. M. Weller）的汇报。孙健初《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认为，玉门一带“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四天以后，翁文灏即向蒋介石汇报了与苏联大使馆梅拉美德参事就开发玉门油矿事宜进行接洽的情况：“该国拟先行派员前往查勘，然后商合作办法。”毋庸置疑，翁文灏与苏联方面的接洽是获得蒋介石授权的。由此亦可见，翁文灏几乎是在接到孙健初报告之后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而且最初的方案是寻求与苏联的合作。苏方既没有立即同意也没有完全回绝，而是要先行派人前往查勘，然后再谈合作问题。一个月后，翁文灏再次向蒋介石报告：苏联驻华大使卢干滋方面，“职曾遵奉钧谕，迭与商谈”，“拟由资源委员会先行移用陕北钻机前往钻探，苏联方面不久即可派员前往考察。” 由此可见，虽然就玉门油矿开发问题与苏方洽商等具体工作是由翁文灏负责办理，但从地质调查与勘探阶段，蒋介石既已全盘了解并决定了与苏方合作开发的方针。尽管后来苏方拒绝合作，自主开发玉门的方案遭到多方置疑，但是蒋介石仍然支持了翁文灏的意见，最后拍板决定立即着手自主开发。据翁文灏6月24日的电报揭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谕：甘肃玉门油矿关系重要，饬即日派员开采。” 正是由于获得了蒋介石明令谕允，资源委员会即在汉口成立了甘肃油矿筹备处。 随即正式开始的玉门油矿开发工作，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翁文灏都必向蒋介石汇报、请示，征得其核准、批复，蒋介石也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有力的支持。 首先，开办之初，翁文灏即向蒋介石书面详细报告了初步安排：“本会从前备有钻机五部，留存陕西延长及永平地方，现尚可资利用。遵即调派四川油钻探勘处机务工程师张心田暂充甘肃油矿筹备处机务工程师，并兼代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即日前往陕西，持带本会函件，向当地驻军洽商，将前存钻机选配二部，运送甘肃玉门地方装设，赶速探勘。”
在地质学家及专业技术人员远赴荒漠之际，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翁文灏于1938年10月1日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联名专电蒋介石，请令当地驻军马步芳军长所属马步康旅长，“对于该处员工切实保护，并予以便利”。蒋介石接电后立即电令甘肃省主席马步芳（子香）：“即希转饬该旅长遵照，切实保护该队员员工，并予以种种便利，俾钻探工作得以顺利推进为要。”
1939年4初，玉门油矿开始出油，并很快见到工业油流。至1941年，油矿新开第八井，每日出油可达20余万加仑，被认为是可与世界各国最优油井相埒。尽管为防备日寇可能的空袭破坏，当时有关方面并未对外公开玉门油矿的开发情况，但翁文灏仍认为，我方虽力求保守秘密，难免不为敌人侦悉。为求万无一失，他于10月30日呈文提请蒋介石增派防空部队，加强对油矿的保护：“将来空袭危险势必增加。该地一片戈壁，毫无隐蔽，且所出之油，如敌机投掷燃烧弹，被焚可虞。除已叠令该矿将器材尽量存放山洞外，拟请令饬防空主管机关指拨防空部队，连同高射炮四尊及高射机关枪若干，开赴矿区，俾资防护。”蒋介石随即于11月8日密电防空总监部总监黄镇球：“该矿今有特殊发现，于资源及军事需要均有极大价值，自宜特别保护，俾免疏虞”；“迅予指拨防空部队前往防护为要”。据黄镇球回复：“遵派驻兰（州）炮四十四团第二营第六连张连长，亲率二公分炮及七九机枪各两门及第五连四公分炮两门，驰往该第八井防护。”据翁文灏1942年4月29日（正在玉门视察）在给蒋介石的报告提及：“甘肃油矿自承钧座令派防空部队至矿后，现已有防校 （44) 团（2) 营（6) 连携带高射炮四尊、重机枪二挺，来矿驻防。地面保卫现有骑五军（75）师派步兵一连、骑兵一排在矿驻扎。矿中为维持工人秩序起见，现拟编练矿警百余名。此矿为国内唯一油区，地居荒漠，伪装困难，深恐敌仍前来破坏，职已令矿厂主管人员，对空袭妥为注意。” 玉门油矿虽地处荒漠边陲，但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不仅矿场没有受到空袭破坏，而且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始终保全，与蒋介石亲自严令地方军队保护不无关系。如果我们了解地质学家赵亚曾1929年在云南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在昭通遇匪被害和1944年4月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地质学家于贵州晴隆遇匪被害的残酷事实，我们就不能不对此感到庆幸了。 玉门油矿开发获得初步成功以后，资源委员会于1940年提出了一项扩大开发的《甘肃油矿二年扩充计划》。按照计划所设定的目标，1942年8月玉门油矿将达到日产炼原油7万加仑的目标，为此需投入购置设备材料以及运输安装等经费7400万法币和300万美元，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再投资150万美元和3000万法币，用于扩充炼油厂。
以孔祥熙为首的财政部一直反对由政府投资兴办油矿，主张采取市场经济模式招商承办。1940年12月10日上午，由孔祥熙主持的行政院第494次会议，讨论并否决了玉门油矿要求增加拨款的二年扩充计划，要求玉门油矿开发采取公司制，立即组织公司，所需开发资金用银行贷款方式解决。而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翁文灏为主任委员）第八次会议上，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坚持主张玉门油矿应由国库拨款开发，即使组织公司也应在第一期计划完成以后，并为此与财政部次长徐堪当场发生激烈争吵。钱昌照忿忿地表示：“这样的油矿在别的国家早应该办了，招商承办等于不办！”
经过翁文灏等人的抗争，行政院的决议最终被取消，玉门油矿确定仍由政府投资开发，归资源委员会直接经营，1941年3月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正式成立。尽管目前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但是当时能够否定孔祥熙决定的人，毫无疑问只能是蒋介石。
二 确实如许多相关著述都提及的，由于玉门地处西北荒漠僻壤，从事现代工业建设的基础条件百无一备，特别是当时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交通条件极为落后，运输不便，因此如何将地质勘探、原油开采所需的各种钻探和机械设备运至现场，又如何将油矿生产的汽油等成品运往所需要的各地方，始终是抗战时期玉门油矿开发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玉门开发成败的关键。尽管这一问题因自然条件及国民党政权的低效、腐败等原因，在抗战期间始终没得到圆满解决，而且也确实影响了玉门油矿为抗战发挥更大的效益，但是蒋介石始终支持翁文灏等致力于解决问题也无须讳言，虽然他本人就是对国民党政权低效、腐败负有最大责任的人。 玉门油矿开发时期的运输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将地质勘探、原油开采所需的各种钻探和机械设备运至现场；二是如何将油矿生产的汽油等成品运往所需要的各个地方。 随着玉门油矿开发工作的推进，原有的设备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为此经济部拨出专款从美国订购了钻机、抽油机、油管及炼油设备等全套装置。在美国进口设备未运到之前，经济部又采取了移缓济急的办法：首先将资源委员会所属宜洛、高坑、湘潭、萍乡各地原采煤用的德国产钻机、四川油矿探勘处德国产两套大钻机调往玉门；还向桂林、昆明、西安等各地搜购各种可用材料，把由沦陷区拆运后方以及由重庆江北自来水厂拆卸的各种钢板、马达等，运往矿区，以提高钻探及制炼能力。为此，翁文灏于1940年4月初致电蒋介石，请求交通部西北运输总处负责协助运输。据报告：当时等待运赴玉门的“各项机件总重约1292吨。除业经运抵矿区182吨外，粗笨机件已由船运至广元者415吨；在渝精细之件，急待起运者370吨；尚未到渝者325吨。计目前在运及待运者，合共1110吨”。这些机件包括1200米探油钻机1部、800米探油钻机2部暨井架，第一炼油厂全部机件，还有钢板、生铁、生铜、水泥、工具、五金材料等。他请蒋介石命令西北运输总处，自4月份起“按月拨车15辆来渝装运机件赴矿；拨车40辆按月由广元装运机件赴矿，直至机件运完为止”。蒋介石随即下令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及西北公路局给资源委员会拨车，限期运送玉门油矿设备。据何应钦4月19日复电报告：“遵经与西北公路局、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分别洽定：（一）水运广元之粗笨机件415吨已有半数到达广元，即由西北公路局于4月份起每月拨车40辆运送至矿。(二）在渝待运之精细机件370吨，自4月份起每月由经济部自备车20辆、后方勤务部借10辆。前由经济部与后方勤务部洽定拨车10辆，自渝运广6次。已开行2次，尚有4次……西北公路局拨15辆，共45辆轮流运送。”据蒋介石8月29日致翁文灏电中转述西北公路局长宋希尚的报告，西北公路局分期派赴渝、广两处接运之车计266辆。渝方机件已装完。 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亲自督令，此番玉门油矿的采炼设备运输进行得比较顺利，据翁文灏1940年7月20日报告，由湖南、江西、四川境内各矿“拆运大钻机、套管、抽油机等件约1000吨，已先后运达矿地。初步新式炼油设备亦分别在矿地、重庆两处制造，一部分现已完成，即可装用”。因此，1940年9月以后，“每月可产原油12万加仑，即可炼成汽油25000加仑、柴油6万加仑”。 不久后，资源委员会在美订购的先进储炼设备又陆续启运来华。据翁文灏报告：至1941年10月，除“一小部分尚在美国待运，大部分则滞留仰光……到仰之件已达3000余吨，其中最急要者炼油及储油器材约2500吨，必须即为运矿”。尽管蒋介石于1941年11月8日批令何应钦和俞飞鹏：“所有此项待运之炼油、储油器材，应即列入最急要之军器内，于一个月内运入国内安全地点，俾得加紧扩充设备，以增出产。”然而，一个月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玉门急需的这些炼油、储油器材并未运入国内安全地点，大部分毁于仰光、腊戍等地的日机轰炸。为了摆脱玉门油矿的运输严重对外依赖的困境，资源委员会决定自己建设一支可靠的运输力量以保证油矿所需。经翁文灏呈报蒋介石批准，资源委员会“在美购办卡车260辆”，但结果却“叠经俞（飞鹏）部长及宋（子文）董事长电告，拨借龙（云）主席50辆、滇缅铁路100辆，所存仅110辆。相差甚多，实属不敷应用。” 如前所述，玉门油矿运输的第二困难，是如何将生产的成品运往所需要的地方。玉门油矿的开发方面短期内即取得了很大成就，产油和炼油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由于运输工具有限，油矿生产的成品油无力向外输送，无法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效益。而且问题涉及军方等众多部门，亦非翁文灏一个经济部长所能解决，为此蒋介石亦曾多次督令相关部门支持，推动解决油桶问题。 早在1942年2月时，翁文灏即与钱昌照联名电告蒋介石：根据1942年汽油等成品油月产量计划，本年秋冬玉门油矿拟月产汽油、煤油及柴油35万加仑，每月约需容量为53加仑的空油桶56000个。而此项油桶航空委员会、军政部交通司及各公路局目前存贮甚多，请蒋介石转令各机关尽先售予甘肃油矿局应用。蒋介石当即批示：“所请饬航委会、军政部各机关油桶尽先售予该局一节，拟为照办。”
4月25日，翁文灏亲赴玉门油矿视察。他了解到，玉门当年一至三月份出汽油二万至三万加仑，四月份已加至六万加仑，五月份除自用外，可有五万加仑供应。1943年的炼油计划：每组炼油设备每天用原油15000加仑，九组其用原油135000加仑，嘉峪关一组（热炼油不在内）每天用15000加仑，十组共用原油150000加仑，得汽油以15％计，每天得汽油22500加仑，每月20天计，即每月得汽油45万加仑，每年得汽油540万加仑。但他发现玉门生产汽油的存储与运输困难极大，以致影响了油矿的产量，于是当即于28日与钱昌照联名向蒋介石电告：“甘肃油矿产量丰富，近以所产汽油缺乏空桶盛装，以致炼油工作几将被迫停顿。”虽迭经令饬各有关机关供给空桶，交换汽油，但数月以来，获效甚微。油矿方面存桶只能维持至4月底，“情形严重已达极点”。按其产量目标，自5月至年底至少需53加仑的空桶6万只，但各机关“该项空桶，现多留不出让，或高索代价”，有些机关“最近每只竟有索售价达三百元以上者”，则6万只空桶则需款约1800万元，而玉门油矿以预算中的空桶购置费只有300万元。因此，翁文灏请蒋介石分令运输统制局及军政部拨52加仑以上空桶3万只，最好作为借用，如必须付款，请规定每只50元，以便在预算的300万元以内解决；并规定此油桶为紧急军用品，令后方勤务部交通部及贸易委员会等转饬各军运及驿运机关尽量协助运输6万只空桶如期到矿，不致影响生产。
蔣介石在该电后批示：“查核所陈，确属迫切，已准如拟分饬各主管机关切实遵办，无[毋]许延玩。”并于5月2日回复翁、钱：“已准如所拟各项办法，分饬各该主管机关切实遵照洽办，毋许延玩，并限令于文到一星期内具复，希径速分别洽办可也。”那么蒋介石下令以后，具体办理结果又是如何呢? 运输统制局于5月6日下午召集各有关机关在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开会，商讨落实蒋介石的指令事宜。商讨的结果是：运输统制局拟筹拨2万只，在昆明、泸州、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交桶；军政部交通司交1万只，西北公路局等拨1万只，在桂林、天水、双石铺、兰州等地交桶；航委会请蒋介石令饬筹拨2万只，地点另行指定。运费自交桶地点起由资委会自行负担。每桶作价200元，由资源委员会现金支付。翁文灏深感“各机关因立场不同，尚难深切了解，故办法犹嫌空泛，未易切合实际”。因为交桶地点离玉门过远、桶价过贵，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自己“现有车辆赶运矿厂急用器材犹感不敷”，根本没有运力将空桶运到玉门；而且每只空桶200元的价格，总共需要800万元（军政部的2万只同意拨借）“该矿局预算实无应付之方”；既便如此预定期内6万只空桶的目标也“殊无所握”。面对这样的难题，翁文灏无计可施，只能再次呈文求助于蒋，请将运统局和军政部交桶地点定在贵阳以北，航委会交桶地点定在重庆以北为限；价格方面，请将所拨之桶一律作为拨借。
翁、钱还争取到了陈布雷的鼎力相助。就翁、钱的上述报告，陈布雷5月17日提供给蒋介石的签呈意见是：“本案关系该油矿增产前途，既极重大，复甚迫切，万不容各机关辗转磋商，延误时效。拟请钧座赐予主持，准照资委会所请各节，再行严令各主管机关切实照办， 毋许稍涉延玩。”蒋介石批曰：“可。”
于是蒋介石于5月19日再次致电何应钦，要求军政部等机关限期向玉门拨借油桶，“决不容再行辗转磋商，延误时效”，并严格规定办法： （一）该矿所需空桶六万只。应即由运输统制局、军政部及航空委员会各负责筹足完整合用者两万只拨交，不得以损坏渗漏者充数。 （二）上项空桶最好应就各该机关存置西北及蓉、渝等地者尽数拨交，最远亦不能逾越贵阳以外。原拟在桂林、昆明等地交拨之桶，运 道太远，不足应急，应无庸议。 （三）拨桶时间限于六月底以前各拨六千只，七、八两月每月各拨七千只，并由各原拨机关将各该月在各地拨桶数目，尽速径行通知该矿局派员接收。 （四）所拨之桶仍由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运输统制局及贸易委员会负责筹划，分饬各该所属驿运总管理处、川陕、兰双两公路线区司令部运务总处、西北公路局西北运输处等机关，作为紧急军用品，尽速运交该矿局矿厂，并由交通部主持办理，随时与该矿局洽办。 （五）自贵阳或重庆以北各地运桶至矿之运费，准按照承运军用品运价计算，由该局给付。 （六）上项油桶，除军政部筹拨之两万只已洽定拨借外，其余由运输统制局及航委会筹拨之四万只，亦应一律作为拨借，不得索取代价。 同日，蒋介石还致电航空委员会周至柔： 希由该会在西北一带，选择完整合用空桶2万只，拨借该矿局应用。如因西北方面不足2万只之数，则应在重庆以北各地拨足，限于六月底以前拨交6000只，七八两月每月各拨7000只，以应急需。 致电贸易委员会部主任委员邹琳、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及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 （一）拨桶地点最远亦应在贵阳以北分地拨交。 （二） 拨桶时间 限于六月底以前，每一机关各拨六千只，七、八两月每月各拨七千只。 （三）所拨之桶仍由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运输统制局及贸易委员会负责筹划，分伤各该所属骚运总管理处、川陕、兰双两公路线区司令部运输总处、西北公路局西北运输处等机关由船运、驿运及利用回空汽车，作为紧急军用品，尽速运交该矿局矿厂，并由交通部主持办理，随时与该局洽办。 （四）所需运桶之运费，准按照承运军用品运价计算，由该矿局洽付。 虽有蒋介石的三令五申，但实际执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到该年底，油桶除了航空委员会业已如数依限照拨外，军政部及运输统制局均未按期如数拨清，而且所拨的油桶也以破漏待修不能用的居多。据统计，按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各机关由国外进口的油量，大后方应有200万只以上的油桶。在最高领导人三令五申以后，区区之6万只油桶都不能依限交齐，而且所交者多为破漏，为此蒋介石也颇为震怒，于1942年12月15日电军政部部长兼运输统制局主任何应钦，指斥相关“主管人员玩忽命令，并未切实负责遵办”，要求“应即切实追查缴还公家，以应此后油矿生产之需”，并严令“查明过去购拨汽油应存铁桶数量，规定各机关应缴数目与日期，分别饬遵并据报为要”。
然而， 直到12月25日何应钦回复蒋介石的报告仍在说：“所有军政部欠交玉门油矿空桶1万只，及本局所属各路局欠交玉门油矿空桶14780只，当再分别饬速交清。”
三 由于战时大后方运输的迫切需要，蒋介石也对玉门油矿寄予极高的希望，甚至主动对油品产量提出更高，并在翁文灏提出增加投资扩大规模要求后给予了全力支持。 1942年8月29日，在贺耀组、谷正伦、胡宗南、罗卓英、马鸿宾等陪同下，蒋介石亲临玉门，“下午三时到石油河矿厂。午餐后，接见厂中主要人员……再往河边瞰视河谷中炼油厂所与油坑，想见工程草创之难经营之苦，尤以机器缺乏工作因之阻滞，而露天油坑元[原]油盈溢，更叹人工建筑不敌天产之富厚，始知我西北之事业诚广大而无极也。” 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当面向他报告了玉门油矿开发经过、已经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困难。蒋介石“垂询甚详，并召集主管人员训话”，对他们在戈壁荒滩深处所取得的成就也深表嘉许，当场犒赏工人一万元，并叮嘱随行的谷正伦、胡宗南等西北地方要员对玉门油矿开发给予积极支持。据蒋本人所记：“本日往来途中，承孙越崎总经理之招待，并对国内各种矿产分布数量详为说明，足历五小时之久，颇感我国人才并不缺乏也。” 据随行人员介绍，“委座此次到西北，无有较视察油矿后之高兴者”；谷正伦也表示，蒋介石视察各处，“此次只有油矿得一百分，不折不扣”。甘肃油矿局也将矿区一条三公里长的大道命名为中正路；并在办公厅前竖碑勒石，以示纪念。 1944年2月21日，蒋介石又在翁文灏及经济部次长谭伯羽和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等陪同下，又出席了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的工矿产品展览会的预展活动。据中央社报道，他“对各项陈列品审视周至，并对产地产量及生产方法垂详甚详”，特别在玉门油矿模型前驻足观看，又当面听取了孙越崎的详细汇报和解说。蒋介石称赞“各种陈列品均富教育意义，饬即定期公开展览，并延长展览期间，尤须使陪都附近各校学生均得有参观机会”。 尽管由于资金、设备和交通等诸多问题的限制，玉门油矿从原油开采到冶炼面临诸多严重的困难，在孙越崎等甘肃油矿局科技专家及全体职工努力下，1942年11月玉门油矿提前实现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实际全年产量达到192万加仑）的目标。于是资源委员会决定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数量，翁文灏也于1943年初向蒋介石呈报了该年度玉门生产计划目标：全年以产汽油500万加仑、柴油120万加仑、煤油250万加仑。
然而，蒋介石对玉门的期待与要求更为迫切，竟然于1943年1月27日的复电中提出“该局本年汽油产量应以800万加仑为目标，最低亦不得少于600万加仑，饬即加紧督励各级员工，一致努力，务期能如去年提早完成预定目标之成绩”的指令。为此，翁文灏在2月10日的回复中表示：500万加仑的目标已须尽最大尽力，如果要增至800万加仑，“经费一项势非酌为增加不克有济”，而且物价高涨，非2.5亿元不能举办，至少也需2亿元。为完成上述蒋介石所设定的年产800万加仑的任务，翁文灏请求追加经费20126万元法币，25万美元，合计法币20626万。
有鉴于蒋介石对石油生产如此迫切要求的态度，翁文灏遂决定乘势而上，于是进一步提出：如果明年再补充部分采油及输油设备，玉门年生产汽油的数量可达1200万加仑，一旦该目标实现，则“在抗战时期，吾国运输所需汽油，已可由该矿充分供应”，一举解决中国战时石油供给难题。蒋介石随即于2月25日批复：“准在管制物价预备费内拨发一万万元，为该矿增产之用，其余所需美金及国币，可与孔副院长妥商核办。国币部分或另向四联总处借贷亦可。”蒋介石同时批转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认为石油生产“实于抗战时期建设事业争取时效之旨极为吻合，所需增加经费应在管制物价预备费10亿元内拨出一万万元，为该矿增产费用，其余之一万万元或可由该矿向四联总处贷借，以期减轻国库负担，加速事业运行。”美金部分，再与翁文灏妥商核办，“即希照此意旨，速予核定为要”。因为有了蒋介石的指令，行政院此次未加任何阻挠，迅速依令拨款，而且一次性拨足了1亿元。据孔祥熙3月12日呈复：“甘肃油矿局本年度因增产需追加经费，已以紧急命令饬财政部在管制物价预备费项下，于本月内一次拨出1亿元，并由国库拨发美金25万元，其余由该矿向四联总处洽借。”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该年7月山洪爆发，玉门油矿河西岸“每日炼制汽油能力为二万加仑”的 “管炼厂一所及锅炼厂三所悉被冲毁，沿河其它建筑设备亦均大部分损失”。翁文灏不得不于10月向蒋介石呈请拟修订该年汽油产额，将年产量调整为300万加仑。据翁文灏1944年初报告，至1943年12月11日止，玉门油矿提前完成了年产300万加仑汽油的目标。 为更大幅度提高玉门生产能力，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又亲自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请为中国提供石油开采设备和各种新式器材，以供急用。罗斯福答应可由租借法案内为中国供给甘肃、新疆油矿所需生产设备。蒋介石随即电令翁文灏，迅速开列应购物品清单电告宋子文，“请宋部长即向美国商订”。
1944年3月，甘肃油矿局提出了一份价值约350万美元，重量约3400吨的器材购置清单。据介绍，如果这些设备全部运到装置后，玉门油矿每年可产普通汽油约2000万加仑（47.6万桶）及飞机汽油250万加仑（6万桶）， “可供给国内急要用途并节省国外油料内运之吨量不少”，“每年各种产品总量约计7万吨，可予盟军以极大之助力”。
然而不幸再一次降临玉门油矿，美国轮船哈丁汉（HARDINGHAM）号于1945年4月在哥伦布附近失火沉没，船上运载的玉门油矿所购器材设备半裂化炉器材、打井零件等完全损失。尽管中方立即向美方商洽补购，“惟交货、转运，在在需时，恐难及时赶运抵矿”，使原订“本年增产计划影响甚大”。直到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玉门油矿的增产计划亦未能全部实现。 从前文所述可见，在战时玉门油矿的成功开发中，不仅有翁文灏等主管官员的努力，以及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和石油工人的伟大贡献，作为战时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也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无须讳言，玉门开发过程中的每一项重要工作，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核准和支持。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之下，如果没有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蒋介石本人的介入和全力支持，不仅玉门开发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不可能取得成功。同时，滇缅公路运输、军政机关油桶等问题所显示出的国民党政权的低效与腐败，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和抗战的困难，而对此负有最大责任的恰恰又是蒋介石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