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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江苏省地质学会在京考察民国时期地质遗迹

2020-08-08 0

2015年6月24-27日，江苏省地质学会出席了在京召开的第40届国际地质科学史学术研讨会，其间秘书长詹庚申和有关地质同行参观、考察了民国时期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北大葛利普墓地和鹫峰地震台遗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单位交换了地学史研究的进展，达成了相互交流和互换地质学史研究资料的共识。

一、北京协和医学院内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遗址

经事先联络，北京协和医学院校史研究室刘静主任陪同中国地质博物馆曹希平副馆长、中国地质图书馆张尔平研究员、江苏省地质学会詹庚申秘书长、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分馆侯江研究员、中科院地质学史研究所张九辰研究员的博士生周玉凤，参观了协和医学院A、B、C楼，校史陈列室、步达生办公室。

1919年，加拿大人步达生应邀来协和医院教授解剖学，同时还从事中国人体质特征和古代人骨研究。1926年下半年，步达生好友、在中国从事地质学和考古学调查的瑞典人安特生告诉他，在从北京周口店运到瑞典进行清理的50万年前的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类前臼齿，他请步达生研究这个标本并替他写一份材料供他在欢迎瑞典皇太子访华做报告时参考。步达生很快将一篇题为《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论文摘要寄给他，同时也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在1926年10月，协和医院欢迎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阿尔道夫和太子妃的仪式上，安特生公布了他所主持的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第一颗人类前臼齿化石的成果。至此，步达生迈上了他蜚声全球的“北京中国人”之路。这年10月5日步达生起草了一份报告，建议协和医院领导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协和的经费中拿出一小部分供他进行周口店的挖掘工作。基金会要求：这必须是一项被中国科学界认可的项目，必须有中方参与合作。翁文灏和丁文江很快就同意了双方合作。

　　1927年，中美双方在周口店发掘，发现了一颗保存很好的人类臼齿，步达生根据它在年末发表论文，提出一个新的拉丁文学名Sina nthropuspekinensis，中文直译为“北京中国人”或“中国人北京种”。

这个成立于1929年由中西方科学家共同组建的研究室，位于北京闹市区东单三条9号协和医学院娄公楼（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当时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人员都在娄公楼办公，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现在与新生代研究室有关的只剩下位于B楼（解剖楼）的步达生办公室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

　　在这里，“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系列重大发现”轰动中外，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也由此开端，造就了中国从事该学科的一代科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卞美年、胡承志等日后蜚声海内外的学者，都从这个单位走出来。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是中国地质学家、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名誉主任是步达生。新生代研究室中方负责人是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因为有了中国人参与，这项由多国科学家共同承担的发掘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今天的东单三条9号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进门左手2号楼，就是80多年前的B楼， 2号楼一楼大门右边墙上有一块铜牌记录着步达生和他的新生代研究室在此地的成果。进入一楼左拐就是10平方米左右的步达生办公室，办公室墙上挂着步达生当年工作的照片，一张他研究北京人头盖骨时嘴含烟斗的侧面照据说是步达生最经典的工作照。当年他使用过的桌椅、电话、打字机、资料橱、显微镜等物件都按原样摆放着。步达生当年为教学制备一整套包括人脑切片、鸡猪胚胎连续切片的标本，以及存放那些切片的箱子也放在办公室一角。

1934年3月15日下午6点前，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杨钟健还在步达生的办公室和他商谈工作，杨钟健离开办公室时是5点50分。6点同事许文生再次敲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发现步达生已躺在那块蓝色的地毯上，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二、北京大学内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墓园

进入北京大学西门，右拐沿一条小路走不远，就来到一片寂静的绿树林荫中，这就是葛利普教授的墓地。错落的几块岩石间，立着一方简简单单的汉白玉石碑，上面是葛利普线描头像，下面用中英文书写：葛利普教授之墓1870-1946。石碑背面刻有葛利普简单生平。

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内容涉及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层学、地史学、古地理学、地貌学、生态学、矿物学、沉积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石油地质学等。1920年他应聘来华，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1922年，葛利普成为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会员之一，任学会理事和副会长。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进北平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自由，1946年在北平病逝。

葛利普是古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注重矿物学、生态学、地貌学研究，特别对珊瑚、腕足动物和软体动物化石有很深造诣。1920年，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聘请这位世界顶级的地质学家来华任教，目的在于为地质学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培养最优秀的人才。葛利普并未辜负此望，他把自己后半生所有的精力，都托付给这个遥远、陌生而又落后的东方国度，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22年，葛利普在浙江一带考察，将距今8亿年至5．7亿年，以细菌和蓝藻为主要生命的地层年代，命名为“震旦纪”。这个现今国际通用的地层年代名称，原本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意为“日出之地”。这年他还协助丁文江创办了《中国古生物志》，于1922－1936年间亲自撰写发表了8部《中国古生物志》专著，内容主要涉及珊瑚、腕足类、瓣鳃类、腹足类等各门类化石，为我国古生物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所著的《中国地层学》（1924年第1卷，1928年第2卷）和36幅亚洲古地理图，是对中国地层和亚洲古地理的系统总结。他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脉动学说，认为地层发育、古地理变迁和古生物演化有一定的周期性。1931年，他将浙江长兴的“二叠世至三叠世国际地层标准剖面”命名为“长兴灰岩”，这也是唯一用中国地名命名的国际通用地层名。

葛利普在中国从事地质、古生物研究和教学26年，培养了270多名地质工程师，其中22人日后成为中科院的院士。抗战期间，始终不愿与日本人合作的葛利普坐在轮椅上阻挡日军进入地质调查所，后在关押在集中营达四年。

葛利普一生热爱中国。1946年3月26日，他病逝于北平地质调查所的办公室里。在离世前，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我死后，请把我葬在中国。”北京大学教授会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葬于北大红楼(沙滩)旁的地质馆前。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倡议移墓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现址。葛利普又被中国地质科学史研究界称为“地质学界的白求恩”。

三、北京西山的鹫峰地震台遗址

鹫峰地震台位于北京西山鹫峰国家森林公园的秀峰寺南边，它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地震研究室。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通过1920年实地考察甘肃大地震，深切感到要加强中国的地震研究，必须建立地震台。当时北平名律师林行规，主动把他在鹫峰新建别墅旁的一块空地捐给地质调查所建台用。与此同时，翁文灏请李善邦来担任这项研究工作负责人。

1930年，在李善邦和秦馨菱先生主持下，鹫峰地震台落成。它是中国自行修建的第一座地震台，也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地震台之一，开创了中国地震研究的新纪元。鹫峰地震台从1930年9月 20日开始记录，与世界各地震台交换。到1937年7月，共记录了2472次地震，中间未曾间断。地震数据编成鹫峰地震研究室专报出版。抗战爆发后，鹫峰地震台设备和人员相继南迁至重庆北碚。原址则被抗日游击队用作指挥部。现在，鹫峰地震台是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地震台管辖下的科普教育基地。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杨建思副所长、所办肖春燕主任等陪同江苏省地质学会詹庚申秘书长、重庆自然博物馆侯江研究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九辰研究员的博士生周玉凤参观了鹫峰地震台遗址。85年前的鹫峰地震台局部两层的建筑现在是北京市文保单位，内外部的格局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台址前增添了一座李善邦先生的半身雕像。地震台内部现在摆放的是仿制的地震观测设备和宣传图版。地震台配套的暗房和职工宿舍建筑都还在，只是都已做他用了。现在地震台是鹫峰国家森林公园对外开放的一部分，作为地震科普教育基地用。

参观后，在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来访的客人和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座谈。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杨建思副所长介绍了鹫峰地震台修复、地震前辈的历史资料收集的过程，詹庚申秘书长介绍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地震工作的历史状况，侯江研究员介绍了重庆自然博物馆举办北碚地震台展览的情况，双方交换了各自收集的地质调查所地震研究室的历史资料，探讨了合作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