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穷山峻岭的书生

【按】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丫头不裹小脚了，老爷们把鞭子剪了，大伙儿开始用白话文写书吟诗，这些基本属于陈独秀说的“德”先生。而关于“赛”先生的，新的科学和科学思想，也随着一个个留洋学生的归来来到了中国，科学之光开始照亮华夏大地。其中最早到来的是地质学，现代地质学应该是从17世纪，丹麦人斯坦诺提出地层概念开始的。玩地质需要穷山峻岭，上山下海，没有个强壮的体格是玩不转的。不过把现代地质学带进中国，并且让中国的地质学研究跻身“有声有色万流景仰的地位”的那几个人，却都是温文尔雅的文弱书生。

穿越百年时光，我们看到了一拨人活跃在新文化运动之中，他们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正在忙和的同时，另外几个人也出现了，他们也是文化人儿，只不过他们不玩哲学，不玩历史，也不玩古文，他们玩的是科学，百年前最早玩出名堂的应该属于地质学。

自古就有很多对窗户外面的大地山川、江河湖泊充满好奇的人，可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却没人知道我们脚底下竟然是个大球球，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天圆地方”，觉得地是方的，印度人更绝，他们说地是被四只大象驼着的一个小岛。又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好奇的人还在不断地琢磨，不断地玩，终于有些人把事情搞明白了，他们不但搞明白我们脚底下踩着的是个球球，还知道了这个球球上的好多事情。玩这些的人，现在就叫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水文学家或者气象学家，总之这些大学问统统属于地球科学。

现代地球科学虽然产生在欧洲，不过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有人在玩，其中也包括咱们中国人。比如中国有一本非常古老的书《山海经》，这本书起码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也提起过这本书。书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径》五卷，《大荒经》四卷，“经”里讲的都是各种故事，比如《西山经》云：“西山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羬羊，其脂可以已腊。”；《海内南经》云：“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一曰南山在结匈东南”。只不过这些故事连司马迁都觉得不靠谱，所以一直以来大家觉得这本书全是胡扯。后来有人发现，这本书里描述的许多山水地名、地理状况等并非杜撰，比如黄河发源地昆仑山，还有华山、蓬莱山、会稽山、琅琊台等，不但位置描述的相当准确，而且这些山名地名至今如此。司马迁老先生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多地理知识，所以他觉得《山海经》不靠谱，而具备了地学知识的现代学者认为这本书就是一本最古老的地理书。这么古老的书早就不知是谁写的了，不过通过里面大量关于山川湖海的描述，足以说明作者肯定是一个或者一群好奇心极强、对脚下的大地相当熟悉的大玩家，只是这些玩家满脑袋的幻想，还极富浪漫情怀，写出来的书有点魔幻小说的味道。中国还有一本书《水经注》，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写大江大河的水文书了，作者是北魏时期的郦道元，他在原序里写道：“《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他的意思是，水是万物之源，万物都受到水的滋润，所以这本书是写水的。郦道元的这本书是给一本叫《水经》的书作的注释，所以叫《水经注》。那《水经》是哪位大仙儿写的呢？据说是汉朝一个叫桑钦的人写的，郦道元觉得桑钦写的还不够棒，他要在《水经》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为此他不但看了很多很多的书，还自己亲自走进中原大地，去考察那里的大江大河，他的《水经注》把桑钦的100多条变成了1000多条，而且他还是个码字高手，于是他写出来的《水经注》彻底把桑钦的《水经》盖了。还有更有名的一本书，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游记》，这本书的作者更是厉害，他也是个行者，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而且他不仅仅是个行者，“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1]丁文江说徐霞客的旅行是“求知”之游，这种近百年来欧美人的科学精神，徐霞客二百八十年前就已经实践过，所以徐霞客是中国古代，也是全世界前无古人的、非常牛的地理学家。

不过上面说的还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地球科学，那怎么才是正儿八经的地球科学呢？所谓科学是要用逻辑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还有实验的方法去寻找事物的规律，地球科学就是通过实地考察、取样，经过实验室的分析、试验去寻找地底下或者水里、大气中的规律。《山海经》、《水经注》和《徐霞客游记》更像是如今很有探索精神的驴友写的游记，虽然是对大自然求知的探索，但还没有变成寻找规律的地球科学。尽管如此，寻找规律的地球科学却要仰仗他们，仰仗他们的探索精神，仰仗他们在千百年前积淀下的知识，没有他们现代地球科学也都是浮云。

现代地球科学里有一门很重要的分支，那就是地质学。地质学研究的是组成咱们脚底下这个大球球的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的历史，以及物质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比如地层、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分布等。在地质成为一门科学以前很久很久的时代，中国人就开始玩类似的，比如采矿，还有怎么把矿石和破石头区分出来，这些都有人在琢磨。中国大约在五千年前进入所谓的青铜时代，到了商朝（3700年前），殷商大将军的脑袋上已经戴上了精致漂亮的铜头盔（这个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文物陈列馆里看到）。考古发现在夏代，也就是大禹儿子的时代（4100多年前）就已经有开采铜矿的遗迹，殷商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对铁发生兴趣了。[2]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地学卷中对中国古代有关地质学方面的成就，比如中国古人对山的形成、矿物、化石的认识和名称等都做过非常棒的分析和总结。虽然找矿是地质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现代地质学不光为了找矿这点事，现代地质学是经过野外考察，然后在实验室对岩石等样本的分析和试验，得出具有规律性的地层、岩层知识和矿物分布的科学。这样的地质学中国古代还没有，外国产生的也比较晚，现代地质科学应该是从17世纪丹麦人斯坦诺（NicolansSteno，公元1638-1687年）研究牙形石开始的，他被后代称为地层学之父。

“现代地球科学，在我国发展较晚，到了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才设有地质学科。民国成立后，1911年南京中央政府（后迁北京）实业部设立地质科，迁北京后，又创办了地质讲习班，以培养人才。1916年有了毕业生，遂将中央实业部地质科扩大为地质调查所……。”[3]这是现代地质学进入中国的大致过程。

当来自西洋的现代地质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欧美除了地质学，其他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领域都已经遍地开花，而且硕果累累。1905年爱因斯坦玩出了后来能造原子弹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又玩出了如今宇宙学中大爆炸、黑洞还有平行宇宙等等各种理论的广义相对论，而那时的中国在这些方面还是零。所以，整体来说，中国人开始玩现代地质学的时间还算比较早的，而且自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建立以后，中国在地质学和与之相关的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样硕果累累。中国早期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很多都是从地球科学领域冒出来的。“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4]这是费正清对地质调查所的评价。

现代地质学产生的原因当然要靠那些满脑袋大问号的，贪玩的人类，不过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啥原因呢？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西方的近代科学催生了一帮资本家，资本主义来了，资本主义用机器和大型工厂代替了原来的小作坊，机器代替了满手老茧的工匠，这样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大机器生产一瞬间就能吞进去大量的材料，材料是啥，材料就来自铜啊、铁啊等各种矿物。1886年卡尔·奔驰的工厂里开出了第一辆汽车，要生产更多的奔驰汽车，奔驰公司的老板就要追着炼铁炼铜的老板要更多的铁和铜，炼铁炼铜的老板追着开铁矿开铜矿的老板要更多的矿石，开矿山的老板咋办呢？他就追着地质学家给他找到更多的矿山，于是，地质学就这样在热热闹闹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中产生了。

无论地质学是不是因为好奇心而来，却都要仰仗自古以来满怀好奇（包括中国）的玩家，仰仗他们在地质学方面的贡献。除了前面说的中国的，在欧洲，古希腊时期有亚里士多德、普林尼（Gaius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等好奇的玩家，他们把许许多多有关地底下各种奇怪的问题提出来了，17世纪丹麦的斯坦诺继承了古希腊前辈的好奇，玩起了牙形石，接着英国的伍德沃德（J. Woodward，公元1655-1728年）玩起了水成论；还是英国人雷伊（John Ray，公元1627-1705）点燃了火成论；接着德国的维尔纳（Gottlob Werner，公元1749-1817年）玩出了沉积理论；还有伟大的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公元1880-1930年），他又是德国人，玩出了大陆漂移说，欧洲一个接一个好奇的玩家，像玩接力赛一样，从古至今把好奇的接力棒一直传到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车间里。这些好奇的玩家，他们对脚底下大地无限的好奇而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思考，是地质学产生的真正根基，归根结底地质学其实还是好奇心和玩家们在作祟。

现代地质学为啥没有出现在中国呢？中国古代不是也有很多对脚底下的大地有好奇心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山海经》、郦道元和徐霞客？中国的确不缺乏有好奇心的玩家，可有一件事中国没有，那就是没人玩好奇心的接力赛，那些好奇的人都是单打独斗的英雄，在他们身后没有粉丝跟着他们往下玩。大多数中国的书呆子，宁愿花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埋头去读圣贤的经典，也不愿意抬起脑袋，看看窗户外面那么好玩的世界，包括脚底下的大地。另一方面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的晚。

不过，地质学虽然来到中国的时间比较晚，却又先于其他科学进入中国，这都要归功于洋务运动，以及洋务运动中建立起的各种大工厂，是大工厂对矿物，对资源的需求最早把地质学带进了中国。

我国地质学的开山鼻祖之一，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1877-1951），他在谈到当年去日本求学为啥会改学地质时说：“予儿时即知外人之调查地质者大有人在，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也，已可耻矣。”他说在儿童时代就知道外国有很多人在玩地质调查，却从来没听说中国有人干这个，这么多的中国人没有一个去了解我们脚底下的大地，却任由洋人深入中国腹地去调查，这简直就是国人的耻辱。接着他说“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他感到中国所有工商业，“凡矿也、工也、农也、地理也”，都离不开地质，“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对自己祖国的地质情况都不了解，“地质不明”，国家怎么会富强？“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驱与倡之责而已。”[5]章鸿钊觉得，地质学既是一门大学问又非常有用，所以他要把地质作为自己的志向，无论以前有没有人学过，不怕没有和我一样的，有共同志向的人一起去披荆斩棘，为此他愿意以自己的五尺之躯去做中国地质科学的驱动者和倡导者，于是这个志向成了他的责任！必须的！

章鸿钊是谁呢？历史课上老师讲过他吗？无论历史老师是不是讲过，我们也应该再认识一下他。

中国地质学的先驱章鸿钊先生是个普通人，祖籍浙江湖州。湖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紧挨着太湖，是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南小镇。章鸿钊出身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里，5岁进父亲开的蒙馆，随父亲读四书五经。什么叫蒙馆？蒙馆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是专为孩子们启蒙的。20世纪初以前中国还没有现在小孩子上的小学，家里的父辈如果是读书人，就会在家里某个房间开办给孩子做启蒙教育的学堂，这就是所谓蒙馆。另外章鸿钊家里藏书很多，除了圣贤书以外还有很多杂书，其中包括算学。章鸿钊读完了诗书，还喜欢跑到书堆里乱翻，这一翻让他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发生了兴趣。中国有很古老的算学，比如《九章算术》，虽然算学也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可大多数读书人不怎么读，起码不会很用心读，为啥呢？中国古代的算学基本是很实用的计算方法，比如《九章算术》的所谓九章就分为：方田、粟米、衰分等，都是关于土地、粮食，总之都是种庄家、丈量土地、修水渠或者盖房子时的计算方法，读书人读书为的是考取功名，这些庄稼汉、泥瓦匠才需要的学问哪里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不爱学。而章鸿钊是个另类，他对算学充满好奇，不管对考功名是不是有用，拿起来就看，另外他家的藏书不仅包括古算学的书，也有像利玛窦他们带来的《几何原本》以及和天文有关的代数、几何等书籍，这些书都让章鸿钊兴趣十足，而这些知识对他后来玩地质科学都十分有用。

1905年他考上官费，来到日本留学，本来是去学农科，但由于农科名额已满只能另选学科，他选择了地质学，原因就是上面说的那些话，没别的想法，“惟愿身任前驱与倡之责而已”，他准备学成之后为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培养人才，因为他知道，在中国开展地质科学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果然，章鸿钊没有食言，1911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毕业后，立即返回祖国。回国后他参加了朝廷举办的游学进士考试，[6]考试成绩优秀，被授予进士，并聘为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于是章鸿钊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现代地质学老师、中国地质学教育的开创者，实现了他“惟愿身任前驱与倡之责”的理想。

章鸿钊到京师大学堂后不久辛亥革命发生，1912年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章先生任实业部地质科科长。地质科迁到北京，地质讲习班开班以后他又担任讲习班的老师，1916年由讲习班培养出的我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毕业，中国的地质学研究也从此融入到世界地质科学事业之中。

1911年当章鸿钊从日本回到中国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千里迢迢从外国回来了，他从哪儿回来？从西边的英国。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飞机，来往英国和中国最便捷的路线就是走海路。从英国上船漂过大西洋进入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进印度洋，然后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最后到上海上岸。不过这位老兄没这么走，走了一大半以后，在越南的海防他就下船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船进入南海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稍事停留以补充煤水给养），下船以后他从越南乘火车回国，来到春城昆明。接下来他啥都不坐了，迈开两条腿开步走，从云南出发，开始了他第一次大地考察之旅。这个人为啥一回到中国不赶紧回家给老爸老妈请安，却急着开始地质考察呢？因为他去英国学的是地质学，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我国地质科学又一位开山之人，被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称为20世纪徐霞客的——丁文江先生（1887-1936）。

丁文江和章鸿钊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浙江人，年龄相差大约10岁，他们都出身于清末相当幸福的小康之家，小时候读的书也差不多。不过他们俩的风格却迥然不同，章鸿钊喜欢穿长衫，一派儒雅的中国文人形象。丁文江虽说也是个文弱书生，可他喜欢西服革履，还留着德皇威廉二世式、翘得老高的八撇翘胡子，洋绅士的派头十足，不过对于救国的理想他们又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只有靠科学和教育。

丁文江，字在君，他出生在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这一年世界上还出生了另外两个大人物，一个是蒋介石、蒋委员长，另一个则是大名鼎鼎的二战英雄，令世界人民尊敬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不过这两位全都和打仗有关，丁文江不一样，他是个普通人、文人。小孩子一般爱玩，不爱读书，甚至害怕读书，可丁文江不是，据他哥哥丁文涛回忆，“…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7]意思是丁文江在襁褓中妈妈就教他识字，五岁就有老师教他（其实就是进了蒙馆），书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朗诵出来，可见他生来就是个读书的种儿，而且是神童级的。虽说丁文江家境还不错，但他的老家在江苏的泰兴县，那里地处长江以北，就是被上海人叫做江北的穷地方，泰兴“滨江偏邑，风气锢塞”[8]，如果一辈子呆在这个滨江偏邑，肯定不会有啥大出息。可是丁文江的运气好，他碰上了一位好老师——恩师湖南的龙研先老先生。龙先生名叫龙璋，字研先，他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曾在泰兴任知县。龙先生是当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一生致力于新式教育，他十分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以改变中国旧面貌。丁文江就是在龙先生的劝导、指引下走出国门，到日本去求学的。

1902年丁文江来到日本，这一年他16岁。到日本以后，丁文江没上学，却开始关心和谈论起政治，他还担任过江苏籍留学生杂志《江苏》的总编。“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的学校”。[9]虽然这一年多没上什么学，但这段时间对‘谈革命，写文章’的关心，可能是他后来许多经历的开端。1904年2月8日夜里，日俄战争爆发，由东乡平八郎统领的日本联合舰队突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俄军，俩外国军队居然在中国地面儿上打起来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哪里还呆得下去？中国留学生纷纷回国或者转往其他国家。丁文江在日本啥都还没学，所以不想马上回国，他听说去英国留学学费比较便宜，于是和两个胆子大的哥们儿商量，凑了点盘缠便踏上了远赴英伦之路。

丁文江1904年到英国，1911年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离开，他在英国留学一共有7年的时间。这7年里丁文江读过两年的中学，“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10]。不过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穷学生，剑桥大学可不是好呆的，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读了半年就跑了。后来他又考过伦敦大学医学院，结果有一门功课不及格，“这是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失败”[11]。1908年他考上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以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毕业。

就像如今的北漂，在北京混上7年也是满口油腔滑调的儿音，起码能算上半个老北京一样，7年的时间也让丁文江当上半个英国佬了，西服革履，满嘴的伦敦腔，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英国，还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全世界最牛的国家。英国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强的；英国的工业产品是全世界最牛的；英国的绅士也是让全世界的老爷们都羡慕不已的。丁文江在英国的7年，除了和各色人等交往、到欧洲大陆游历，在他刚到英国上中学的时候还系统地学习了欧洲的历史、地理，还有法文、拉丁文等，这些都让这个初出茅庐的中华书生对英国，以致整个欧洲，在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并深受影响。他的全盘西化不仅表现在西服革履，留着德皇威廉二世式的小胡子，他还坚决不看中医、“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舒适和休息的重要……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人贪污”。[12]更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在英国的7年所得，他学习的知识和他所了解的新的科学的人文思想带回来，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些才可以拯救仍然处于贫弱状态下的祖国。

丁文江提倡一种所谓“少数人的责任”。啥是少数人的责任呢？他自己这样说：“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党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13]他觉得无论政治体制如何不对劲儿，官僚如何腐败，只要有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有责任心，敢于负责任的人，国家大事就不怕没有办法。他自己就是这个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的一个人，所以他要去做这样的“少数人”，去负这些少数人的责任。

那时欧洲开展现代地质学研究已经有一两百年的时间，已经涌现出许多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著名科学家，现代地质学中沉积、地层、造山运动和板块运动等基本理论都已经建立，地质科学不但帮助人们找到更多的矿石和资源，也让大伙对脚底下这个大球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丁文江在这个由人类好奇心的接力赛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宝库里遨游了好几年，也让他心中“少数人的责任”的理想更加充满了希望。

胡适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14]丁文江常说两句英文名言：“Study as if you werelive forever，Live as ifyou were to die tomorrow。”胡适把这句话翻译为：“准备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像永远活着。”

在格拉斯哥大学拿到双学位以后，信心满满，满怀“少数人的责任”的丁文江旋即返回祖国，回国以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踏上了徐霞客式的地理考察之旅。“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这条让人一看就能当场晕倒的路线，不要说100年前，就是现在估计也没有几个驴友敢于尝试，更不用说那时的云贵高原路途有多么艰险。可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一回国就马上去做如此疯狂的考察呢？“据说，当初丁在英国学了地质，回国时，英国同行给他临别赠言：‘中华人研究其他文、理、哲学，不致落人之后，对于搞地质这门科学，须穷山峻岭，恐非文弱书生所能。”[15]洋人说的他不服，于是在刚刚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次近乎疯狂的考察之旅，因为他要向全世界证明，心中有“少数人的责任”的中华文弱书生也有穷山峻岭的能力。

照胡适的说法，丁文江这次对中国西南部的考察之旅“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16]不过这次地理学者的旅行丁文江也没白跑，不但没白跑而且受益匪浅，他发现了当时“最新中国地图”里长期存在而没人发见的错误；在贵州黄果树赶场子，身穿奇异服装的少数民族又让他对人类学发生了兴趣。

1911年5月到达昆明，经过两个多月地理学者的旅行，7月底丁文江回到江苏老家。几个月以后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这下满怀“少数人的责任”的丁文江有事儿干了，根据他哥哥丁文涛的回忆，“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17]读了好几年洋学问，现在该为家乡父老的平安做点事了，于是他自己掏腰包，“早夜躬亲”地组织和训练地方保卫团，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怀揣着“少数人的责任”，一个学地质的文弱书生是绝对不会干的。

1913年丁文江受当时实业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之邀，来到北京就任地质科科长。丁文江的到来让同样受张轶欧的邀请已经在矿政司任职的章鸿钊，还有从比利时回来的翁文灏，这三位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开山鼻祖聚首在了北京。当时的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大型工厂纷纷建立，此时对矿产的需求已经让大家认识到开展地质学研究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人才，1909年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开办以后没多久就停办了。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三位中国地质学鼻祖聚在一起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展教育，培养地质学人才。1913年实业部创立地质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也叫做地质讲习班），张鸿钊和翁文灏教授地理和地质等学科，丁文江讲授古生物学，1916年第一批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地质学人才毕业，“到民国五年，地质研究所快结束了，丁先生便和北京大学当轴商议，恢复一个地质学系（前清末年开办后来因故停办），一方面建议农商部，开办地质调查所。于是学校方面专管教育，政府方面专管调查，网罗不少中外专家，研究工作，因之大进。驯至今日，中国的地质学界便跻到了有声有色万流景仰的地位。”[18]

丁文江先生自从1913年跻身中国“有声有色万流景仰”的地质科学中以后，除了一两次短暂的离开，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身于地质科学。作为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丁文江最敬佩的人就是徐霞客，“他最佩服徐霞客，最爱读他的游记，他这一次去西南，当然带了《徐霞客游记》去做参考。”[19]这里胡适说的“这一次去西南”，是1914年至1915年间他又一次独自一人在云南、四川、贵州进行的地质考察。此前的1913年他还与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对太行山进行过一次铁矿考察；1928年到广西；1929年到重庆和贵州；1933年借参加国际地质学会16次大会之机，赴苏联考察了乌拉尔山铁矿、高加索山脉等地。从英国回来以后的二十年多间，丁文江的地质考察活动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还包括欧亚大陆，难怪会被称作现代的徐霞客。

喜欢玩游戏的人，不但喜欢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还会喜欢玩愤怒的小鸟等等各种游戏，这就是玩家。同样，作为一个科学的玩家，丁文江也不仅仅是一个整天拿着个小锤子在石头上乱敲的地质学家，他感兴趣和涉及的科学领域十分广泛。他在英国是地质与动物学双学位毕业的，回国以后在1914年他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动物学教科书《动物学》、他还是地质讲习班的老师、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地质学中古生物学知识不可或缺，丁文江也是古生物学的大师，他不但主持了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掘，还担任《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达15年；此外他又是我国人类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指数与测量精确之关系》（原文为英文），是他在云南四川等地亲自收集的三十六组人种学材料，以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人种学的开山之作。另外丁文江还玩过彝族的爨文，编译了一本爨文古籍《爨文丛刻》。除了玩现代的，他还玩古代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称为一本奇书，但在中国早就失传，没了，是丁文江根据日本人1771年的翻刻本，并参考了江西的《奉新县志》，让《天工开物》这本奇书重新回到读者的眼前。他还以一个现代地质学家的眼光和思维，重新整理编写了《徐霞客游记》，编写了《徐霞客年谱》。

还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那就是丁文江不但是一个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的倡导者、传播者，他还像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那样，是科学思想坚定不移的斗犬，是科学思想的卫道士。丁文江有这么牛吗？就算他能穷山峻岭，可一个文弱书生还能做斗犬、卫道士？这事儿还得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上演过的一场很有趣的大戏说起，这场大戏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唱科学戏的是丁文江，唱玄学戏的叫张君劢（张君劢大家可能已经不熟悉了，关于他可以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君劢传》或者网上了解，这里不做赘述）。

这场论战的起因其实来自20世纪初的西方，是洋大人首先对科学发生了怀疑。本来就来自西方，看上去比《圣经》还管用，简直无所不能的科学怎么在西方会惨遭怀疑呢？事情是这样的，自从16世纪科学从哥白尼那里冒出来以后，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无穷的好处，火车、汽车满地跑，电报、无线电广播满天飞，人们从科学那里享受到许许多多以前从未有过的便利和舒适，一时间科学就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万能之王。不过，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问题也跟着来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科学在一瞬间成了战争利器，几年下来上千万的人魂归西天，这么吓人的战争是以往根本无法想像的，此时有些人感到科学已经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学者们玩于鼓掌的文明游戏，科学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怪物，杀人的洪水猛兽。于是这些人问，科学到底是干啥的？到底是不是万能的？

1919年梁启超以记者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在欧洲旅行，而他的这次欧洲之旅正好赶上洋大人们在拷问科学，梁先生看到这些以后说：“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于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要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20]从这段话似乎可以感到，梁大爷也有点找不着北了。

那啥是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呢？唱玄学戏的张君劢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曾经是清朝的秀才、进士，留过洋，在日本、德国学习过政治学和哲学，是德国柏林大学的政治学博士。1919年他跟梁启超先生一起去欧洲旅行，梁启超回国后他留在德国随大哲学家倭铿（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学习哲学。倭铿的哲学思想注重所谓精神价值，认为让人成为人的，是精神人格，人凭精神获得升华。张君劢受倭铿思想影响很深，回国之后发表了一些言论，他也认为人的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科学的目的是丢弃人的情感作用而专事表达全部的客观现象，那么，它就应当只适用于精确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工具，而不适于任何涉及人类存在之精神方面的研究。”[21]所以他继续推论：“国而富者，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今则大梦已醒矣。”“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22]。

丁文江是个极力推崇科学的人，他本来和张君劢是好朋友，可听到他的这些言论，尤其是他在清华发表的一次演说《人生观》，在君先生一下子就不干了，生怕张君劢的这些“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的理论会影响到年轻一代学习科学的热情，他把张君劢这些说法称为玄学，“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励的《人生观》。”[23]丁文江除了大骂张君励，他还针对张君劢关于科学和精神价值的理论大加批判，他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望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2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感到欧洲破产了，责任在哪里呢？责任就是科学这只会杀人的怪物带来的。丁文江说：“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任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25]丁文江是最懂得科学思维的作用的，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曾经有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石器、铜器和铁器都可以拿来做武器杀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杀人杀的麻利，但这些没有让人类文明破产。朴素

张君劢错就错在他只看到科学所谓“向外”的一面，也就是他说的科学是“只适用于精确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工具”，而没有看到其实科学也是可以“向内”的，啥是“向内”的呢？那就是科学思维。科学技术确实不可能是万能的，甚至可能会带来灾难，但科学思维或许是万能的。如今当我们发现现代科学不仅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付出了环境破坏的无情代价时，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祈求古人在坟墓里说的“在静不在动”的伟大指示，需要的还是科学，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才是求真理、爱真理最好的途径。从这场论战可以看出，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丁文江先生就已经非常明确的看到了科学所具有的“向内”的那面，所以，给丁文江的脑袋上戴一顶科学思想斗犬或者卫道士的大帽子，是绝对靠谱的。

1936年丁文江在湖南进行关于煤矿考察时煤气中毒，不幸去世，时年49岁。按照他的遗嘱，“死后一切从简，营葬处应在逝世地点，面积不超过半亩”，丁文江就葬在他去世的湖南长沙岳麓山下。30多年前，丁文江是在湖南龙研先先生的指引下走上了科学的道理，30多年后他死在了湖南，去世前不久他刚刚在南岳衡山上拜谒过恩师龙璋的纪念碑。

丁文江这短短的一生，与翁文灏、章鸿钊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科学机构：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来又担任过北大地质系教授，孙传芳时代淞沪督办，中央研究院总办等，总办相当于现在的中科院院长。他做过不小的官，生活富裕过，不过也窘迫过，但是无论怎样，他没用过一分钱的公款，“先生为一真诚之爱国者，并极富热忱，凡所任事，无不尽力以赴。先生对后进青年之鼓励，亦复无所不至，在其领导下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从事一生之事业。先生信仰科学至笃，凡一切不合科学之思想方法，均极端轻视，因此先生从不请教中医，即在旅途中患病，亦绝不破例也。先生性极富政治兴趣，但不盲从任何主义，彼所坚持主张者为政府应为有良心及爱国之好心人，此种‘好人政府’之思想，为先生与胡适君于一九二二年所提倡。所谓好人者，先生之解释亦甚注意廉洁及品格。此点先生奉行维谨，故身后遗产仅有数千元之存款，其夫人之生活尚须依赖保险费之收入也”[26]。

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而死的，为国家备战而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他最适当的墓志铭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27]

[1]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唐锡仁 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地学卷》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3]李善邦著 《中国地震》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1

[4]费正清 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5]摘自百度百科网站

[6]游学进士考试是清末实行的，每年对归来的留学生进行考试，以确定出身的考试，成绩优秀者可获进士出身。从1905年到1911年共举行过7次游学进士考试，除了第1次，以后6次都是在废除科举以后举办的。

[7]丁文涛 《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8]丁文涛 《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9]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0]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1]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2]胡适 《丁在君这个人》载 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13]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4]胡适 《丁在君这个人》载 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15]李善邦著 《中国地震》北京 地震出版社 1981

[16]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7]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18]章鸿钊 《我对于丁在君的回忆》载1936年6月《地质评论》第1卷第3期

[19]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0]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1] [美]格里德箸 鲁奇译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22]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3] [美]格里德箸 鲁奇译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24]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5]胡适著 《丁文江传》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9

[26]翁文灏 《丁文江先生传》载1941年《地质评论》第6卷第1、2期

[27]翁文灏 《丁文江先生传》载1941年《地质评论》第6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