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子”丁文江对当代青年人格塑造的启示

栗静舒 周忠和

2017年是丁文江诞辰130周年。

2017年4月13日在他的家乡江苏泰兴举办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周忠和理事长参加了纪念会；同年8月20日，周忠和、栗静舒在《知识分子》发表了《不该被遗忘的民国知识分子——丁文江》；同年12月17日《文汇报》发表了栗静舒、周忠和撰写的《丁文江：“只管拼命做工”的科学拓荒者》，记述了他为中国古生物事业的开创性贡献。

在82年前的今天，丁文江因公不幸病逝于长沙湘雅医院，为纪念这一位远去的中国科学的先驱者，果壳网“科学人”于今日刊登栗静舒、周忠和的另外一篇文章《丁文江：用地图谱写中华民族前行之歌》。

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纪念这位中国地质学的开创者——一位新时代依然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德才兼备的君子，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境界。直至100多年前，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交汇，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仍然以“君子”为题目，号召青年养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品德，修身明德成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

然而看今朝，在物欲横流、知识爆炸的当代社会，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君子的期许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求。那么，什么样的君子人格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又该如何养成这样的君子人格呢？倘若我们再次打开尘封的民国历史，阅览地学宗师丁文江先生不平凡的一生，掩卷沉思，细细品读他的人格魅力，答案或许跃然于纸上。

青年读者们！

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

有人告诉你，环境是不可抵抗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你不要相信他……

有人告诉你，非会得吹牛拍马不能在社会立足，你不要相信他……

有人告诉你，社会没有公道，朋友没有真心，你不要相信他……

                                 ——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生于1887年，卒于1936年。丁公是中国地学开山人、中国自然科学的拓荒者和科学启蒙者。他不仅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而且还担任过煤矿公司的总经理、淞沪督办公署总办，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和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但在新旧中国的过渡时期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德行，而且进一步丰富了君子高洁品质的内涵。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的是一种特殊的人格，一种“新君子人格”。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丁公所具有的儒家君子修养，首先表现为“自强”。他自幼勤勉好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在国外留学期间，虽然他多次申请官费无果，但仍然在拮据的条件下坚持完成学业，并学有所成归国。他反对古代文人外强中干的一面——与文人们推崇竹子不同，他认为“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他所提倡的是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实践精神，讲究学真知识、干实事。他讨厌慵懒散漫、卑躬屈膝之徒，就像他排斥竹“根细善攒穴，腰弱惯鞠躬”一样；他提倡读书人应当拥有强健体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维护自己及民族的尊严。他看不惯一些人寻求大树庇佑、结党营私，见不得“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无党派人士。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家庭，他是当之无愧的掌柜与当家。他承担着赡养父亲、舅舅等长辈以及督促弟妹的学习与生活的责任，甚至因为家庭的重担辞去研究所的工作经商下海。对于朋友，他从不像一般才子那样卓尔不群，更没有“君子之交淡如水”，而是出了名的丁大哥，为了朋友们尽心尽力，如胡适为其诗云“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丁文江为胡适劝酒的事情已成佳话，而在“董作宾携女友”风波中，他四面周旋，为董作宾、傅斯年、李济说和的事情，更是为后辈称道。李四光在北大时，一度经济拮据，丁文江为其在京师图书馆谋得副馆长一职，为其贴补家用。面对资历长于他的梁启超，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梁公在晚年更适合做学问而非做政治。

对于国家，他有着天然的政治关切，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而非理乱不知黜陟不闻的书痴。为官期间，他信仰“出山要比在山清”，公私分明，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贪污公家的一分一毫，连用公家的信纸写私信都被他不齿。同时，却又不惜自己出钱来办《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报纸，为知识分子搭建发表言论的政治舆论平台。他训斥其弟丁文渊想要通过他的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认为这是损害国家社会的不道德观念；他也苦劝其弟放弃申请官费留学的资格，将这一名额让给其他的贫寒子弟。遵从其“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及葬礼一切从简的遗愿，丁公永远沉睡在了岳麓山一隅的小型墓地。他摆脱了古人的繁缛和奢靡，一生节俭清廉，生前未置办一处房产，也仅有少数的存款。

1914年，丁文江在云南调查。

从英国学成归国，他“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先毕恭毕敬地拜谒他的老师龙璋（字研仙）之墓，再登门入堂。除了尊师重长，在提携后辈方面，丁公坚信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对于青年人一直十分热心，甚至视“才”如命。他早期曾去中学教书，后期无论工作有多忙碌，也会抽空去中学、大学里做讲座，向青年学子教授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在田野考察时，他总是走在最前面，从没有半点消极情绪，而且还不时地讲笑话鼓励学生，并教导青年后辈做到“登山必到峰头，移动必须步行”。他一丝不苟的精神，更激发了青年学生无不尽心学习的决心。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曾说过，丁公生平最欣慰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看到中国青年学者做出了可与欧美同类学者媲美的学术工作。

对于自己的学生，丁公除了在学术上不吝提携，在生活上也是极尽关怀。赵亚曾是丁公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其在古生物学方面的天分令丁公赏识不已，被其评价为“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调更无伦”，并在西南大调查中被委以重任加以培养。即便如此，由于当时西南地区局势混乱，出于对赵的人身安全的考虑，丁文江曾经致电建议其改变调查路线。但是极具敬业精神的赵亚曾不改初衷，并终因为保护化石而遇难。丁文江得知此噩耗，涕泪俱下、终日嗟叹，痛作“如何燕市千斤骨,化作天南万里尘”这一挽诗。之后，秉承“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君子信条，丁文江发起了对赵亚曾妻儿的募捐。而他本人不但经常接济这对孤儿寡母，在其出去休养的时候有时也将他们携带身旁，将其视为亲眷。此外，他还做到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赵亚曾儿子的培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得遇丁公这样的良师实乃人生之大幸。

丁公认为“许多不满于青年的人往往归咎于前辈的人格堕落，不能做青年的模范，这种说法有失公道”。他自己就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长辈。同为地质学家的翁文灏曾感慨，“丁公做人的规律能够长留在后辈的心中，做我们的模范”。除了上面所列举的“身教”之事例，“言传”也是他引导青年养成正确价值观、塑造人格的重要部分。

且看丁公如何引导青年应对拜金主义和浮躁之风。中华民国迁都南京之后，当地房地产的价格大涨，一位青年教师对房地产的经营兴趣陡增，地质研究工作就松懈下来，两年内无学术成果问世。丁文江亲自去看他，先评价其是一个学科学的人，然后诚恳地劝其务本行而不要分心在其他工作上，否则很快就要落伍。对此，教育学家罗家伦评价道，丁公这样爽朗忠诚的格调，足以挽救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颓风。

又该怎样改掉留学生习气呢？在民国时期，由于欧美生活水平高、办事条件好且经费充裕，留学生回国后往往抱怨薪水不多，不能生活；经费不充，不能办事。丁文江在对地质研究所毕业生的训词里提到，青年人们要认清国家的财政现状，摆正自己的位置，多问问自己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而不是怨天尤人。

对于贪恋都市享乐生活的青年，丁公从祖国地大物博的角度，教导青年们要树立高尚的信仰，不要贪恋都市生活，而应该回到内地：祖国拥有大好河山，各种资源蕴藏丰富，在内地不仅能体会到山水之乐，还能做出些有价值的事情，改变国家积弱的面貌，恢复民族的名誉 。这一番肺腑之言，不但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更是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一般意义的享乐，丁公也为青年人写过一段非常动情的话，即“只有拿望远镜仰望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透彻的参领生活的乐趣。”

1916年，地质研究所教员与学员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翁文灏、章鸿钊、丁文江。

丁公这种“新君子”品德，给许多名人志士在青年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比如李星学院士、常印佛院士、尹赞勋院士、李四光院士等，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仍然处于孕育期的当代中国青年人格塑造同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感染力量。如丁公所相信的那样，只要有几个青年人能有不折不回的决心、跋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国家的精神就会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