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荣1949年4月后的任职
张立生
摘要 谢家荣解放后历任原资源委员会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资源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保管处处长、南京资源委员会办事处赴沪临时工作队领队、第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南京区筹备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的东北参观团第一副团长、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处长、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顾问、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和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副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第一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历届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志编辑和《地质学报》编委。
关键词 谢家荣 地质部总工程师 普委总工程师 地质矿产研究所 副所长
本文的解放后是指南京解放后即1949年4月23日后。谢家荣解放后的任职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矿产测勘处阶段、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阶段和地质部阶段；地质部阶段又可分为1958年前和1958年后两个阶段。
一、矿产测勘处阶段的任职
矿产测勘处阶段即从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到1950年9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公布止。在这段将近一年又5个月的时间内，矿产测勘处的名称有过多次变动，谢家荣参加了新中国建国前后的多项活动，并担任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务：
1、南京解放20天后，即1949年5月13日南京军管会驻资源委员会军事代表宋望平率接收组到矿产测勘处清点接收[1]。同月，清点接收工作完成后，原资资源委员会本部及其所属的电业管理处、全国水利测勘总处及矿产测勘处联合改组为原资源委员会保管委员会，由委员九人组成，经济部指派陈中熙为主任委员，谢家荣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矿产测勘处改组为矿产测勘处保管处，谢家荣任处长[2]，王植被公推为委员并派为副处长，殷维翰，郭文魁，及赵宗溥被公推为保管组，业务研究组及学习组等组长。矿产测勘处原有组织仍保留。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在此期间，为协助上海市军管会接收资源委员会在沪各单位，南京的资委会办事处特组织赴沪临时工作队，由各单位推派人员十五人，公推谢家荣为领队，电业管理处谢佩和副处长及有线电厂的王能杰协理为副领队，于五月十七日由南京抵丹阳，在此等候上海解放。至二十五日上海解放，谢家荣一行即随军赴沪，经无锡南翔于二十七日到达，展开工作[3]。
也是1949年5月，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社及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个团体发起的第一次全国科学会议，将于八月底在北平举行，谢家荣被推为南京区筹备委员[4]。
1949年7月，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7—8月，筹备委员会组织了东北参观团前往东北参观。竺可桢任参观团团长，谢家荣任参观团第一副团长，李承干任第二副团长[5]。
1949年9月谢家荣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6]（图1），参与了第一届政协的全过程，包括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等问题的讨论，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建立“为国牺牲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等。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图1. 谢家荣的第一届政协代表证
2、1949年10月18日，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部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矿产测勘处易名为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处长仍由谢家荣担任[7]。
3、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5月，在丹阳等待上海解放的时候，谢家荣向曾山、孙冶方等建议开办地质训练班（后称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得到孙冶方等领导的鼓励和积极支持。10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了一个关于筹备学校的讨论会，出席的有俞建章等十五人，会议推定李春昱、俞建章、徐克勤、谢家荣、李善邦五人为筹备委员。十月三十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商定校务委员名额增为七人。华东工业部发函指示，学校可由矿产测勘处，南京大学地质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推派代表，组织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矿产测勘处处长担任[8]。
4、1950年5月13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财经总字第412号文通知，矿产测勘处改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易名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仍由谢家荣任处长、王植任副处长[9]。
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阶段的任职
1、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
谢家荣怀着满腔的热情迎接南京的解放。1949年3月，在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的前夜，谢家荣在《矿测近讯》第97期《编者的话》“我们照常工作”中写道：“在南京各机关闹着搬家、疏散、甚至卷逃的当儿，本处人员却仍坚守岗位，照常工作……现正想在南京附近，做些详测地质和找矿的工作。因为野地人员大半归来，室内研究，反加强起来了……由于大多数工友的自请遣散，本处同仁们乃不得不亲司扫地看门，守夜打更之职，实行以来，已历两个多月，虽是一种疲劳的服役，但同仁们还是认真轮值，丝毫没有懈怠之心。同时我们也没能忘记体育，蓝球排球的练习，继续进行，最近并曾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比赛二次……时代的巨轮，毫不犹豫地向前飞驰，我们不能等待，只能依着原定方针，照常工作，追随前进！”[10]
在1949年4月号的《矿测近讯》第98期的《本处工作近况》中，他说：“四月二十三日中夜南京解放，翌日如同过新年一样，万人空巷，齐集中山路头，欢迎人民解放军队伍，本处员工更为兴奋欢欣，在谢处长领导下，通力合作，工作未尝稍辍，昼夜守望，保护公私物资，不使收到丝毫损失，新的测勘工作可随时展开。”“南京解放后，本处员工在欢欣鼓舞中已购新民主主义论多册，每于工暇之晚上则相聚一处，共同研习，颇多领悟。”[11]在随后的一年多中，他先是随军进入上海，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在上海的资源委员会各单位。在滞留丹阳期间，还向领导提出举办地质培训班、以满足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需要的建议。并在随后迅速开展了山东和南京附近的矿产测勘工作，主持创办了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随后在率团参观东北后发表的《参观东北的观感》中热情歌颂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东北，欢呼东北解放后所取得的成就：“首先使我们钦佩的，是东北各工矿自从由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已全部的或局部的恢复生产了。大多数工矿的生产量，已达到伪满时代最高峰的十分之一，一小部已达到当时的水准，甚至还有超出的。这种惊人的成绩，使我们深深地相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才能获得这样的成果。”“中国人民解放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为大众谋幸福的革命，是一个经过新民主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准确路线的革命，我们参观了东北之后，更觉得这种革命，正在蓬勃地发展，无限光明的前途，正在期待着我们！”[12]在1949年9月27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第二版的题为《地质学家团结起来，为新中国开发富源》书面谈话中，他说：“我是研究自然科学中关于地质和采矿的一个小部门的，这个部门，担负着全国地下资源的调查和开发，我将团结我们的同行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加紧学习，加紧工作，尽我们的智慧和劳力，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组织和大规模下，将天赋予我们的几乎无穷尽的但到今日为止还是知道很少的地下资源，精密地和彻底地开发出来，以供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接着，在《矿测近讯》上发表了《关于资源调查的意见》，就新中国资源调查的内容、资源调查机构的名称及隶属关系、地质机构的合并和新的地质调查机构的组织系统发表了非常具体的意见。提出“地质矿产机关的合并，应取二元化的原则，中央地质调查所及其分所，矿产测勘处，矿冶研究所，各省区地质调查所等合并为一个机构，直属财经委员会。中研院所属的地质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中纯理论研究的部门，可以合并成为另一机构而直属于科学院。”[13]
谢家荣用行动和言论充分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向往和对新中国建国的欣喜，为新中国的地质测勘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拳拳爱国之心表露无遗。在谢家荣的心中，新中国的矿产测勘事业应该由他来执掌，因为他所领导的矿产测勘处是当时中国唯一从事矿产勘查的机构。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是中国地质界最富有找矿经验的地质学家，他所领导的矿产测勘处在解放前后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显然，在他的憧憬中，他应该是新中国矿产勘查事业的领导者。
1950年9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公布[14]：
主任委员李四光，副主任委员尹赞勋，副主任委员谢家荣。
委员21人：尹赞勋，田奇㻽，佟城，李四光，李春昱，李捷，侯德封，孙越崎，孙云铸，孙殿卿，孙健初，徐克勤，张文佑，张更，郭文魁，陈国达，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谭锡畴，顾功叙。
除担任副主任委员外，谢家荣还兼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计划处处长[15，页397；16，页208；17，页63；18，页118]。
显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名单的公布出乎他的意料，他尤其对他被安排在尹赞勋之后任第二副主任委员不满意[1]，为此他拒绝到北京履新，将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牌子挂在了南京的办公室门口。直到时任南京市市长的柯庆施找他谈话，指出他再不赴京就任会犯错误后，才“感到害怕”[2]，于1951年4月12日离开南京到北京就任[3]。此时离开被任命的时间已经有将近8个月之久了。应该说，错误已经犯下了。 虽然如此，到京后，他的工作是积极的。在1951年4月至12月的8个多月中，先后写出了《关于陕北油田地质的几点意见》，出席在钢铁工业局举行的大冶钢铁厂资源勘探会议，主持了“大冶钢铁厂资源勘探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大冶钢铁厂资源勘探计划和预算，考察了秦岭地质，到西北大学讲授石油地质和煤、铁、铜铅锌及非金属矿产的勘探，指导了谢学锦在安徽月山进行的中国勘查地球化学首次试验，出席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为及时厘定1952年资源勘探计划草案和1953—1957年资源勘探计划轮廓而在北京召开的“资源勘探专题研究会”和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西北、华东区地质工作座谈会和西南矿产会议，讨论云南东川铜矿1951年和1952年的工作计划，并于11月—12月考察大冶铁矿，作了题为《大冶鄂城阳新一带铁矿勘探方法的讨论》的报告，在1952年初考察铜官山地质。
对于这段历史，1953年11月6日“地质部党组对谢家荣鉴定材料”是这样写的：“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有一定地位而独掌一面的人，解放后任命他为地质委员会副主任时，认为明升暗降，他不愿来京，怕来了以后没有实权，到处活动，企图在华东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地质机构。当时李四光给地质工作者们发过一信，号召研究中国地质机构（是统一集中还是科学院成立地质研究机构，财委会成立勘探资源的机构）问题时，谢是反对集中统一的，他认为能领导矿产地质测勘的只有他一人，李四光只能领导学术研究。因此主张地质研究与矿产勘探分设机构，自己想作测勘机构的总头。当时曾不愿来京，以后经南京市长柯庆施督促，才到地质委员会工作。工作一段后，他才感到是有职有权，即为大家所重，又得领导上的信任，从此态度便逐步转变。”[4] 应该认为，地质部党组对谢家荣所作鉴定中的这段文字，除了“企图在华东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地质机构”没有多少根据外，其余的是基本属实的。
虽然如此，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谢家荣和矿产测勘处的成为运动的对象和重点却大概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在三反运动中，南京矿产测勘处的运动发生了许多冤案和错案，谢家荣在北京也成了运动的对象。由于三反运动中，对谢家荣的揭发与批判，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所以他的检讨被认为“不深刻”，是作“学术讲演”。虽然最后定案时，没有能将其定为“贪污分子”，但“党内审查处理意见”却是“不适于做原有的领导工作，可调作技术上的领导工作”[5]。 2、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顾问。
从1951年3月起，谢家荣担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顾问，这有他自己为担任此职务而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为证（图2）。
图2. 谢家荣1951年3月14日填写的石油管理局干部履历表
三、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阶段的任职（1958年之前）
1、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
正因为有了上述三反运动结束时“不适于做原有的领导工作，可调作技术上的领导工作”的“党内审查处理意见”，所以到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时，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为副部长，谢家荣没有出现在地质部副部长的名单中。
那么谢家荣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中任何职务呢？
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说法：地质部总工程师[15，页397；17，页63]和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16，页208；18，页118]。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谢学锦（口述）说：“三反”运动以后就成立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何长工是党委书记、副部长，宋应是副部长。宋应找父亲谈话，说：“请你当地质部的总工程师。”父亲觉得还可以，就答应了[6]。 这是谢学锦的说法。但1953年《煤》第29期发表谢家荣文章《关于煤地质方面的一些重要知识》时，署名为“中央地质部总工程师 本刊特约写稿人 谢家荣”（图3），印证了谢学锦的说法。这当然不可能是谢家荣在公开发表文章时“冒充”地质部总工程师的。此外，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后期（1957年10月21日）由地质矿产研究所撰写、有吴俊如签名的“谢家荣小传”中也明确记着谢家荣为“在地质部任总工程师”。（图4）[7] 图3. 《关于煤地质方面的一些重要知识》署名“中央地质部总工程师本刊特约写稿人谢家荣”
图4. 1959年中共矿物原料研究所支部的《谢家荣小传》，谢家荣“在地质部任总工程师、副所长”
为了查证地质部成立时谢家荣的任职，作者查阅了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令人十分不解的是，中央档案馆所藏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临时组织机构及所有干部分配统计表（1952年8月31日）（全宗号196，目录号1，案卷号0101 ）中竟然找不到谢家荣的名字。
应当指出，前述1953年11月6日“地质部党组对谢家荣鉴定材料”，从保存的手稿或初稿中发现，手稿中几处出现谢家荣职务的地方最初写的都是“地质部总工程师”，后被人通通在“地质部”后加入了“地质矿产司”5个字，从而变成了“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图5）。
图5. 1953年11月6日“地质部党组对谢家荣鉴定材料”草稿，谢家荣由“地质部总工程师”变为“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
相应地，在中央档案馆所存1954年地质部干部统计表中，谢家荣的名字出现在了地质矿产司的名单中，职务也就成了“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
从此以后，谢家荣便以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的名义出现在各种场合。
然而，我们又在中央档案馆中见到了一份1954年4月的地质部技术人员名单[8]
，该名单中第一位就是谢家荣，其所属部门为：本部，级别为特级工程师，职务是总工程师。其后是各司局的技术人员名单。这又表明，谢家荣是地质部总工程师。
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谢家荣的“地质部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的情况。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至今缺乏合理的解释，或者说，缺乏合理解释的依据。
直到新世纪，2009年出版的《我为祖国献宝藏——国土资源系统院士画册》，经过编委会钱玉好等同志认真的调查取证，画册最终认定谢家荣是地质部总工程师。[17]
2、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总工程师
1954年5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发出“关于组织普查委员会的决定”[9]。决定除指出组织普查委员会的目的、意义和普查委员会的组织方式外，还列出了普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办公室的人员组成。谢家荣名列常委中。但这个决定中没有总工程师的名单。我们至今也还没有查到任命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的文件。 那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总工程师”呢？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由黄汲清、何绍勋主编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第一卷中，由曾经长期担任谢家荣助手的孙忠和、亓绍玫撰写的《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明确地记着谢家荣“1954年到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任常委、总工程师”[14，页118]。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的由刘东生主编的理学编地学卷1（1996年出版）中，由郭文魁院士和潘云唐先生执笔的《谢家荣》也指出“1954年，他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16，页208]
但是，同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的黄汲清先生写于1991年9月、收入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中的《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中却说：
谢家荣先生和我都是常委，实际上肩负相当于总工程师的任务。记得1955年初某一天，刘毅主任曾和谢黄二人“私下”谈话，说；“今后在科学技术工作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么样？”这只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19，页169]
黄汲清先生临终前的1994年口述访谈中对此更有一段说辞，非常明确地说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没有”总工程师[10]： 谢家荣和我是普委的常委，负责全部的技术工作，但是并没有总工程师的头衔，到底是以谢家荣为主还是以黄汲清为主呢？也没有明确说。如果当初地质部决定谢家荣当总工程师我当副总工程师，我是完全接受的，谢先生是老前辈，对矿产方面经验很多。但是黄汲清这个名字在苏联专家里面很响，1954年我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本书就翻译成俄文了，地质部的苏联专家到中国来的时候都要先念我这本书，以了解中国的地质情况。所以苏联专家对我还是很重视的，就把我和谢家荣排一起。但是我对谢先生很尊敬，所以每次发言我都是说“谢先生你先讲吧”。但是普委的主要任务改成石油天然气普查以后，刘毅就找我和谢家荣单独谈话，这是真的，尊重历史。他说：“谢先生、黄先生，今后我们这个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很复杂，很繁重，如果大家的意见有明显分歧，比方说在技术方面到哪里勘探、哪里普查，我的意见是不是由老黄来作个决定。你们看好不好？”谢先生表示同意。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口头协议。
2014年，在黄汲清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任纪舜、黄洁生先生的《从天山之麓到松花江畔——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110周年》的书。任纪舜先生在书中论述了黄汲清先生是普查委员会的“第一”技术负责人[20，页16—17]，黄洁生先生则称黄汲清先生是普查委员会的“总工程师”：
当时光进入到1955年，黄汲清以总工程师身份谋划全国油气普查的战略部署时，……[21，页82]
但是，在普查委员会存在的三年（1954—1956）中和1957年，却有许多档案资料证明，谢家荣是普查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先让我们来看看技术档案。
1）1954年的档案：
453队（孝感青山口队）检查报告（1954年12月）[11] 普委组织的中南检查组，于十一月三日从北京出发，先后赴453、451及409等队检查工作，检查组由谢家荣总工程师及张瑞翔、谢怀德三同志组成。检查组在野外工作及旅途共历四十天，于十二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2）1955年的档案：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黄汲清常委及物探处顾功叙处长与石油总局苏联专家安德列依柯及柯达夫斯基讨论1955年地质部石油普查计划的谈话记录（图6）[12]
。
时间：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
地点：石油总局专家办公室。
会议主持人：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谢家荣总工程师。
出席人：石油总局康世恩局长、翁文波处长等、科学院叶连俊、陈庆宣等。
翻译：李国玉等
记录整理：地质部普查委员会邓尧。
图6. 中苏两国专家讨论1955年地质部石油普查计划的谈话记录，非常清楚地记载谢家荣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总工程师
3）1956年的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普查委员会
为发送对华东石油普查大队地质工作的检查报告事函[13] 兹送上我委对华东石油地质大队地质工作的检查报告
普委8月8日
石油地质管理局工作小组由谢家荣总工程师率领，七月四日下午到达南京，五日上午在晓庄华东石油普查大队本部听取了陈中凯队长和刘正昆关于工作情况及地质成果的汇报。同日下午对幕府山区乌龟山、猪头山及铁石岗附近地质剖面、钻孔岩心等进行了初步了解，阅读了部分的图件资料，六日上午视察了龙王山构造青龙灰岩剖面和钻孔，下午遇雨返局，与邓局长、严总工程师、戴天富工程师及队中同志进行座谈，交换了关于工作的意见。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地质成果……
三、工作质量的检查评定……
四、关于今后工作的意见……
石油地质局工作小组 1956年8月8日于济南
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地质科学院保存的两份谢家荣的人事档案：
4）1955年的档案：
关于谢家荣的材料 普委会五人小组 五五，九.（图7）[14] （一）一般情况：
谢家荣，又名谢季骅，男，五十六岁，江苏上海市人。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均系职员。现为本部普委会常委、总工程师。本人学历：一九○五—一九一○年在上海西城小学读初小、高小。一九一一~一三年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读初中，高中，一九一三~一五年在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学地质，一九一七~一八年在美国士丹佛大学主修地质，一九一八~二○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地质，主修经济地质，一九二九~三一年在柏林德国地质调查所及弗兰堡大学实习地质。……
一九五○年为南京中财委测勘处处长，一九五一年调北京地质指导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一九五二年中央地质部成立，任中央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一九五四年调普委任常委及总工程师至今，并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石油管理总局顾问。……
图7. 1955年9月普委会5人小组所写“关于谢家荣的材料”清楚地写着谢家荣“现为本部普委会常委、总工程师”，“一九五四年调普委任常委及总工程师至今”（中国地质科学院人事档案）
此外，还有：
5）1957年的档案：
1957年12月地质矿产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所作有谢家荣本人签名的“对右派分子谢家荣的结论意见”明确指出谢家荣是“普委的总工程师”（图8）：
图8. 1957年12月地质矿产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谢家荣的结论意见”:“解放后曾历任华东工业部及中财委矿测处处长，中财委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部地矿司和普委的总工程师”
这就明确无误地证明，谢家荣是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所谓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没有”总工程师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3、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1956年4月12日，谢家荣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15]。 4、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质矿产组成员。
四、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阶段的任职（1958年之后）
1、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副主任
整风反右运动结束时，地质矿产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给谢家荣的处理意见是[16]： 降职、降级、降薪。
撤销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及矿床室主任职务，建议解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质矿产组组员职务，建议工会、九三学社予以处分。
保留其全国政协委员及学部委员等职（科学院学部委员，如系学术即应保留）。
级别，由一级工程师降为二级工程师待遇。继续保留作研究工作。
之后，谢家荣在1958—1959年间先后随地质部工作组赴江苏、江西、福建考察地质，赴海南岛考察铝土矿，随许杰副部长等赴云南、四川考察地质，并研究黔滇川三省的地质科学研究计划。1959年国庆节前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怎么安排谢家荣的工作？
1960年8月，谢家荣所在的矿物原料研究所虽认为“表现较好，已摘掉帽子”，但认为“工作属机密要害部门”，准备“调离要害部门，院内调整”[17]。 于是，1962年2月21日，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以（62）地科计字第46号文的形式发出给国家科委的请示报告“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关于建立院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及对一些专家工作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拟安排谢家荣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地质图书馆馆长[18]。 仅仅过了10天后，1962年3月2日 全国科学技术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向会议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3月6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全国科学技术会议上作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次日，在有竺可桢、孟宪民、尹赞勋、程裕淇、任美锷、卓雄、斯行健、杨克强等参加的讨论陈毅副总理报告的会上，地质部副部长卓雄表示，地质部安排老科学家如谢家荣、李春昱没有安排好[22]。
周恩来和陈毅在全国科学会议上的讲话，坚持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根本上恢复和继承了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对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产生重要作用。
在此背景下，前述请示报告中关于谢家荣工作的安排显然未获批准，因此拟议中的地质图书馆馆长一职，谢家荣并未上任。
1962年7月9日，许杰副部长主持地质科学院院务会议，讨论地质科学院的机构设置、1962年的年度计划和部分干部调整问题，决定将谢家荣调到第五研究室（矿床室）任副主任
[19]，并分别于7月13日和8月27日向地质部作了报告。
1963年1月19日，地质部以（63）人字第16号文件的形式，发出“关于任命王晓青等32同志职务的命令”，正式任命谢家荣为地质科学院第五研究室副主任
2、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1964年1月14日，国家科委以（64）科五范字063号文正式批示，同意将地质科学研究院现有的10个研究室合并为地质研究所、矿床地质研究所、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地质科学情报研究所等4个研究所，院部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管理机构[21]。 1964年4月4日，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提请地质部免去谢家荣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副主任（第五研究室此时已经不复存在），改任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矿床综合研究室（即第二研究室）主任[22]。这个研究室的任务就是编写《中国矿床学》，其人员除主任谢家荣外，仅有陶惠亮、牟江海、亓绍玫3人，外加2名（1965年又增加1名）研究生。 1965年11月22日，经地质部党委批准，地质部政治部发出关于王冀民等十四同志任职的通知【（65）地政干字第543号】，正式任命谢家荣为矿床地质研究所矿床综合研究室主任[23]。 此外，谢家荣还任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六届、第二十七届、第二十八届、第二十九届、第三十届、第三十一届理事会理事，1949—1951年任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编辑，1952—1966年间任《地质学报》编委。
以上是中国地质学界一代宗师谢家荣解放后的任职情况。从矿产测勘处处长到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到地质部总工程师、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委兼总工程师，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到拟议中的地质图书馆馆长，再到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第五研究室副主任和第二研究室主任。这是一条近乎反比例的直线线段。它反映的是谢家荣人生最后四分之一历程的轨迹，折射出了新中国前17年的一个侧面。作者在本文中所做的只是根据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尽可能准确地描绘这条线段，至于如何认识这条线段，实事求是地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既非作者力所能及，也超出了本文题目所给定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本处工作近况三、移交清点工作. 《矿测近讯》1949年5月号，第99期，第57页
[2] 本处工作近况六、本会改为保管委员会. 《矿测近讯》1949年5月号，第99期，第58页
[3] 本处工作近况四、谢处长赴沪公干. 《矿测近讯》1949年5月号，第99期，第57—58页
[4] 本处工作近况七、第一次全国科学会议. 《矿测近讯》1949年5月号，第99期，第58页
[5] 竺可桢, 谢家荣,陈康白等. 我们的东北. 中国科学社编，三联书店，1950年，第156—157页
[6] 谢家荣. 地质学家团结起来，为新中国开发富源. 《光明日报》1949年9月27日，第2版
[7] 华东财经会工业部成立. 《矿测近讯》1949年10月号，第104期，第100页，据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30日
[8] 地质探矿专修学校筹备经过及招生情形. 《矿测近讯》1950年1、2月号，第107、108期合刊，第7页
[9] 本处工作近况. 四、本处改隶接管领导. 《矿测近讯》1950年5月号，第111期，第46页
[10] 谢家荣. 我们照常工作. 《矿测近讯》1949年3月号，第97期，第57页
[11] 本处工作近况. 《矿测近讯》1949年4月号，第98期，第46页
[12] 谢家荣. 参观东北的观感. 《矿测近讯》1949年7—8月号，第101—102合期，第72—73页
[13] 谢家荣. 关于资源调查的意见. 《矿测近讯》1949年9月号，第103合期，第77—78页
[14] 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名单经政务院通过李四光、尹赞勋、谢家荣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1950年9月13日《文汇报》；《矿测近讯》1950年9月号，第115期，第113页
[15] 吴凤鸣. 谢家荣. 卢嘉锡主编：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五集，页395—403。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
[16] 郭文魁, 潘云唐. 谢家荣.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第1卷，页205—218.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7] 《我为祖国献宝藏——国土资源系统院士画册》编委会. 谢家荣. 我为祖国献宝藏——国土资源系统院士画册，页63—72.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9
[18] 孙忠和，亓绍玫. 矿床地质学家谢家荣. 黄汲清，何绍勋主编《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第一卷.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页114—124
[19] 黄汲清. 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1991年9月）.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页154－198.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3
[20] 任纪舜，黄洁生.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和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任纪舜院士访谈录. 任纪舜（主编）：从天山之麓到松花江畔——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110周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页1—31
[21] 黄洁生. 从松辽平原踏勘到大庆油田的发现. 任纪舜（主编）：从天山之麓到松花江畔——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110周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页32—90
[22] 竺可桢. 竺可桢全集. 第16卷，第215页.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4]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党组1953年11月6日“对谢家荣鉴定材料”，存中国地质科学院谢家荣人事档案 [5]三反运动结束时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党支部对谢家荣的结论意见。存中国地质科学院谢家荣人事档案 [6]宗道一等整理：《向地球深处探宝》（勘查地球化学家谢学锦院士口述）：谢学锦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藏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数据库，档号：ZJ-002-012 [8]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3，案卷号2，序号4 [9]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3，案卷号3，序号8 [10]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院史资料与研究》. 2008年第6期（总第108期）. 第28—29页） [12]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4，案卷号262，序号2 [13]中央档案馆，全宗号196，目录号5，案卷号289，序号7 [16]谢家荣人事档案，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 [17]人员情况调查表（1960年8月2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人事档案 [18]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档号：1—63—30，序号8 [20]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档号：1—61—12，序号10，据国土资源部档案，档号3301 [21]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档号：1—64—23，序号1和10 [23]中国地质科学院档案，档号1—66—29，序号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