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官儿的科学家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随着近代科学引进中国，也誔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职位科学家（scientist），一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职业的人，低调一点或者说准确一点应该叫科学工作者。既然是已经以科学研究为职业了，为什么还有不少科学家（多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已有了相当的成就）又转投了政治，成了官员甚至是大官儿呢？
地质学是近代科学引进中国以后，比较早在中国成功落地且取得显著成绩的一门学科。因此中国比较早地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地学界也有相当知名度的地质学家，如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古生物学，早期也包含在地学界之内）等。除丁文江去世较早（1936年初），其余几位都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如果丁能活到1948年，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比较，中国地质学界还是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官或者说从政的科学家也最多。（这里说的当官并不包括担任科学或教育等学术专业机构的领导，如科学院长、大学校长之类。）这似乎很应验或者说符合了孔老夫子“学而优则仕”教导。
至今地质学界还有人津津乐道：地质学界为中国贡献了两位国家总理，一位是1949年前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一位是新中国第6任总理温家宝。当然，这是官儿当得最大的两位，实际上远不止此。例如，丁文江1925-1926年间当过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上海市长；李四光是新中国的首任地质部长。另一位1949年前很有名的地质学家朱家骅（也是中央研究院1948年的院士），做过浙江省主席、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后来到台湾还当过“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有六位出自地质学界，其中三位做了部长以上的行政官员，50%的比例。这还不包括丁文江。
这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存在着某种必然规律？科学家从政究竟是有利于科学，还是有利于政治，亦或有利于科学家本身？答案可能见仁见智，但是还是值得我们思考。
做为地质学家，这些官员从政前对中国地质科学的进步和地质事业的发展，都曾经有过突出而重要的贡献。丁文江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他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如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王竹泉、李学清等。没有他，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展可能会晚许多年。翁文灏不仅与丁文江一起培养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提出著名的“燕山运动”理论，还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主持开展中国地质矿产调查、中国地图编绘、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与研究、中国土壤学调查与研究等等。李四光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创办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在古生物学、第四纪冰川领域也都有重要贡献和独到见解。朱家骅则是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创办者。这些工作与成就为他们在地质学界乃至中国科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与地位，成为中国科学界领袖级人物。
如果仅仅止于此，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肯定大不不同。但是，时间之箭依然飞速前行，历史长河更没有停止流动。
最早从政的丁文江，因为当的是军阀孙传芳的上海市长，结果被北伐的国民政府通缉，不得不逃到大连躲避风头，后来经过多方为之缓颊，方由南京政府取消通缉，回到地质学界。不过，即使后来担任了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在一些国民党人的眼中，他仍然被视为“军阀余孽”。
丁文江的前车之鉴似乎没有影响到好友翁文灏的政治热情，就在丁文江去世前后，他前赴后继地开始了几乎完全重蹈覆辙的从政生涯。从担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秘书长起，官儿越当越大，一直干到亲任行政院长。正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48年末，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宣布，他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第12名“战争罪犯”，排名之靠前，令那些领兵百万的国民党将军们也相形见绌，自叹弗如。尽管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毅然由欧洲返回红色中国并公开表示与旧政权决裂，甚至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那篇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称赞他有“爱国心”，但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前面那句定语“原国民党军政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际，原中国地质学界的几位“巨头”，丁文江已逝，翁文灏避难欧洲，朱家骅逃往台湾，原本与蒋介石就颇为疏远的李四光，成为新中国地质学界领袖的不二人选，进而也走上从政之路。事实上，在从政经历上，李四光甚至比丁文江资格更老。他少年时代即参加反清革命，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在国民党内也是老资格的革命前辈。不过他因对蒋介石的统治不满，而埋头地质科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政协委员、中科院副院长，到首任地质部长，一路走来，又红又专，成为中国的“地质之光”。可是，近来科学史专家对“建国前后不一样”的李四光先生，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认识和新评价。
当然，作为科学家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学术去从事并原本不熟悉的行政工作，甚至仅仅当个“学术官”也并非情愿，黄汲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翁文灏进入政府以后，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他挑选了中意的接班人黄汲清接任所长。时正值抗战初起，国难当头之际，机构内迁，科学研究的环境更加恶劣，不仅是研究工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与当地的关系，乃到全所百十号人的吃喝拉撒，事无巨细，所长大人都不能不管。几年下来，大科学家黄汲清已是专业荒废，身心疲惫。
地质调查所的老人中有一个经典说话：黄汲清平时与同事、朋友说话总带着个“你老兄，你老兄”的口头禅，但是在又是老师，又是领导的翁文灏面前自然还是毕恭毕敬。据说，有一次他在重庆大街上遇到主管领导、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提起辞职的事，竟至慌不择言地一句一个“求求你老兄”，“求求你老兄”。几次请辞不准，最后只好坚决躺倒不干了。翁文灏才不得不重新找人替代，也使得黄汲清终有可能成为一代地质大师。
行文至此，还是让我们看一看翁文灏这位“过来人”对科学家当官儿究竟是怎么看的吧。1948年10月9日，中国地质学会等十个科学团体举行联合年会。开幕式上，正被金圆券改革弄得焦头烂额的行政院长翁文灏，以年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出席并致词。在分析了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及其所遭遇的障碍之后，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科学家因兼理行政而影响科学研究，乃一大憾事。他甚至放下狠话：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去作别的事！尽管他随后又自嘲地说：“不过像我这个不成材的科学家去做行政院长，自然说不上对科学界有什么损害。”但是我们还是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这又让我们想起中国一句老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翁文灏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科学家去作别的事，实际上同失了节操的妇女没什么两样了！
注：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著名民国史、地学史研究专家。
地质学界为中国贡献了两位国家总理，一位就是翁文灏
